第631章 共和國與皇帝（六）
當公主珍正在調兵遣將，準備前往香料羣島鎮壓反賊時，卻發現一位軍官正在看一本名爲《法先王》的書籍。
這是一位燕國思想家寫出來的書籍，講述的內容大致就是：我們燕國要學習先祖康時代的傳統美德，恢復先祖康時期的制度，給予行會代表們更多的議會權力。
這是標準的“託古改制”，行會們不敢直接向貴族索要權力，只能假借燕國先君王康的名義，來爲自己的改革搖旗吶喊。
這種行爲，本質上跟中原士族天天嚷嚷君主要學習上古先君堯舜禹，並沒有本質區別。
都是不敢明着說自己要分享權力、自己也想加入權力的遊戲，於是假借政治正確的某個標準，把自己的利益訴求，套在這個標準上面，用這個正確的標準來爲自己的利益訴求進行打掩護。
我不是要權力，只是希望統治者能夠學習堯舜禹/先祖王康。
至於堯舜禹/王康時期究竟是不是我描述的這樣，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覺得那個時期就是這樣的，而那個時期又是我們的正確，所以我們必須這樣改革。
王康在燕國，好比堯舜禹在中原，是天然的政治正確，在中原，如果想要改革，都會說，上古堯舜禹時期就是如何如何，所以我們也要如何如何，而在燕國，如果想要改革，也得說，上古王康時期就是如何如何，所以我們也要如何如何。
【託古改制】就是這樣的，託古只是手段，改制纔是目的，託古可以託堯舜禹，也可以託王康，具體託誰，得看在當地，誰更正確。
雖然先祖康時期，壓根沒有行會，但這一點也不妨礙行會們鼓吹先祖康時期行會繁榮，並且希望燕國貴族能夠提高行會地位。
雖然堯舜禹時期，壓根沒有士大夫，但這一點也不妨礙士大夫們鼓吹堯舜禹時期的士人風骨，並且希望君主能提高士人的地位。
一些燕國本土的士大夫和聖教神侍們，也開始把王康描述成上古賢君，然後以這個被描述出來的標準，對燕國貴族們進行道德要求。
上古時期，賢君康非常聖明，體諒臣民，你們這些貴族，身爲賢君康的後代，怎麼能不做我說的這些賢明的事呢？那不就是背叛你們自己的先祖嗎？
燕國，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文明，開始從華夏文明獨立，不再是華夏文明的一員，而是形成了一個全新的文明。
這個文明，有自己的堯舜禹（王康、王泰浩、王泰然），有自己的周公（先祖王珏），有自己的漢文帝（燕煦），有自己的商湯周武（王枔），有自己的秦皇漢武（王戀），有自己的夏桀商紂（王霆），有自己的道德價值體系（聖教），有自己的社會制度（貴族議會共和國），有自己的文明歷史記錄（燕國官方史書、王氏家族史），有自己的民族（神族、燕族），有自己的諸子百家（百家復興），有自己的語言文字（燕語、燕文），有自己的禮儀文化（燕禮、燕俗），有自己的神話傳說故事（封神榜、西遊記）。
燕國的文字語言雖然跟中原有相通之處，但這些年來，已經原創了很多部分。
比如王康的【康】這個字，已經不是中原的寫法了，在燕國，【康】這個字，是一個自創的字，這個字看起來像是一位聖潔的神明正在創造世界。
王康的【康】字被自創，而普通的【康】字，則依舊保留了西漢時期的樣子，但是已經不再是王康的【康】，先祖王康的【康】，是專門自創的一個無比聖潔的字。
不僅文字搞自創，語言也搞自創，燕國自創了一種【神語/聖語】，把這種語言混進了燕國的漢語中進行融合，導致與中原的語言已經有了區別。
不過【神語/聖語】主要用在祭祀上面，平時也沒人去說，因爲這種自創的聖語，爲了聽起來有一種神明聖潔的感覺，故意搞得非常拗口。
這是最可怕的，已經不是單純的諸侯國，而是一個完全自成體系的文明。
不僅如此，燕國士人們，非常懷念王康、王泰浩、王泰然時期，認爲這是上古三代聖王時期，是真正的政治清明、人民安居樂業時期，後世子孫，都應該效仿學習上古三代聖王。
同時，王珏在燕國也是如同周公孔子般的人物，有燕國士人懷念道：“天不生王珏，萬古如長夜！”
女君王枔，就是如同商湯周武一樣的人物，拯救天下萬民於水火之中，以有德取代無德。
女君王戀，則是如同秦皇漢武般的人物，評價兩級化，有人認爲她是開疆擴土的千古一帝，也有人認爲她是窮兵黷武的暴君。
君主王霆，就如同夏桀商紂楊廣，被徹底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君主燕煦，就如同漢文帝，是燕國的文治君主頂級。
看着《法先王》這本書，公主珍也有了自己的想法，既然大家都以上古三代聖王（王康、王泰浩、王泰然）作爲道德的最高標準，那自己爲什麼不能託古改制，用三代聖王的名義，來改變燕國的現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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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燕以士人爲代表的“法古”的一種政治觀，主張效法古代聖明君王的言行、制度，言必稱王康、王泰浩、王泰然。士人主張仁政與“康道”，其心目中的楷模就是古代聖洛王康。或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王康而已矣。不以康之所以治民，賊其民者也。”古代聖君王康被先燕士人們稱爲“先王”。燕國士人所提倡的仁政也就是效法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在燕國士人看來，爲政必須“遵先君王康之法”，否則就是離經叛道，就可以人神共誅之，燕國流行的法先王思想是先燕士人們所固有的政治傾向。
用自己構想出來的一套理念標準，來要求現實中的統治者，是燕國士人的一種獲得“爲民請命”權力的手段。——《世界通史·宋·李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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