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國師 第500節 作者：未知 所以指望他們能有多少文化造詣，那實在是難爲人了，這東西對於武臣來說，沒有兩代人是養不出來的.當然了，如果養出來了，對武臣來說也未必是好事，因爲武臣的本職工作就是打仗，而培養文化素質，第二代人或許還能打，到了第三代，基本就開始走下坡路。 畢竟，文武雙全也太難爲人了。 這種議論國家大政的場合，誰沒文化誰尷尬，反正李景隆是不尷尬的。 李景隆繼續說道：“所謂四民皆本，便是說古有四民：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士勤於學業，則可以即爵祿；農勤于田畝，則可以聚稼穡；工勤於技巧，則可以易衣食；商勤於貿易，則可以積財貨.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則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終身之事畢矣。” “北宋取消了過去之前延續了上千年的、對於商人在各方面的歧視，也取消了坊市制度，商人可以在市場裏的任意時間進行交易，只要給國家交稅就行，這就造成了北宋商業的高度繁華。” “當然了，爲了收稅，北宋制定了嚴格的律法，不允許對商人進行勒索，北宋的商業環境也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不僅有專門的官吏管理交易市場，而且禁止缺斤短兩，每個市場都有統一的度量衡參考，並且官府保護私產。” 這時大皇子朱高熾插話道：“元初有學者馬端臨曾言：古人之立法，惡商賈之趨末而欲抑之；宋人之立法，妒商賈之獲利而欲分之。” “那北宋朝廷爲了分商賈之利，想來商稅一定很重？”三皇子朱高燧也問道。 “非也。” 理財專家、戶部尚書夏原吉解答道：“大明是3%，北宋是5%。” “拉弗曲線。” 半天沒說話的姜星火忽然道。 “拉什麼弗？” “拉弗曲線”，現代經濟學的重要概念之一，在姜星火前世，由美國供給學派代表人物阿瑟·拉弗提出，並且作爲美伶宗里根的經濟顧問，爲里根政府推行減稅政策出謀劃策，里根經濟學的基礎原理之一，就是減稅這一招，非常管用。 通俗的說，拉弗曲線描繪了國家的稅收收入與稅率之間的關係，當稅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時，提高稅率能增加國家稅收收入，但超過這一限度時，再提高稅率反而導致國家稅收收入減少.聽起來很奇怪，但實際上道理很簡單。 因爲較高的稅率將抑制經濟的增長，使稅基減小，稅收收入下降；反之，減稅可以刺激經濟增長，擴大稅基，稅收收入增加。 所以在某些情況下，想要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課以重稅並非是一個好選擇，相反，降低稅率反而會起到刺激經濟活躍，增加財政收入的效果。 姜星火給奉天殿內的衆人大概解釋了一下“拉弗曲線”的道理，讓剛纔腦子裏只有【加稅、加稅、超級加倍！】的朱棣大概弄明白了，原來拔毛不是越狠越好，得細水長流。 “所以王安石搞市易法，便是因爲北宋的商業足夠發達，商人足夠多，交易量足夠大，就如同青苗法一樣，北宋的兩條國策‘不立田制、不抑兼併’、‘四民皆本’，纔是根源所在。” “大明有這個基礎嗎？” 答案是顯而易見的，當然沒有！ 田地制度上，大明實行魚鱗冊、黃冊的“雙冊”制度；商業政策上，大明執行嚴格的“重農抑商”政策。 這兩種政策，幾乎是與北宋截然相反的。 朱棣問道：“那國師以爲，大明同樣也要‘不立田制、不抑兼併’、‘四民皆本’嗎？” 聽聞此言，就連一直默默地當隱形人的內閣衆人也停下了手中的筆，認真以待。 “不能！” 姜星火嚴肅地答道：“王安石變法給我們的變法，提供了最直觀的參考樣本，而從中得出的經驗教訓就是，田地制度絕對不能貿然改變！” 聽到這句話，內閣衆人鬆了口氣，黃福、蹇義也放下了心裏的大石頭。 魚鱗冊、黃冊的“雙冊”制度雖然有種種弊端，但卻是大明朝廷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最重要政策手段，如果這都要改，那顯然是天都得塌了。 “姜星火雖不算老成謀國，但這一點倒還穩重。”兵部尚書茹瑺看着姜星火，心頭暗暗道。 雖然他是跟着皇帝的態度走的，但茹瑺的心裏並不是特別地支持變法，在茹瑺看來，不胡亂折騰就是最好的，如果姜星火連田地制度都打算動，那就是真的動搖國本的事情了，哪怕是茹瑺，也不得不違背皇帝的態度直言勸諫。 聽到不動田地制度，朱棣也很滿意。 別的都好說，動搖不了國家根本，但田地制度這種東西鬧不好，是真的會搞的江山傾覆的.王莽的例子還不夠鮮活嗎？ “但四民皆本，卻是要以加以借鑑的，因爲這直接關係到了剛纔說的第二要務，也就是通過對市場的挖掘來獲得經濟收入，充分活躍國內市場。” 姜星火頓了頓才繼續說道：“不管是王安石變法還是我們的變法，核心目標就是快速改善國家的財政情況，並且最好是不留隱患地改善.那麼天下田地總量有限就意味着農業稅有限，大明每年能收上來的農業稅是一定的，所以我們要看向商業能爲國家提供的稅收，也就是國內商稅和海外貿易，海外貿易方纔已經分析過了，姜某要說的，便是我們如何吸收王安石變法在商業上政策失敗的教訓，以及王安石到底失敗在了哪裏，我們要怎麼做，才能讓商業上的變法成功，從而讓國家的財政實現快速增長。” 姜星火的目的當然不是讓大明財政快速增長，讓朱棣有花不完的錢去建立千古一帝的功業，事實上，不知不覺間，姜星火已經把邪龍破殼而出的最重要條件深埋了下來。 “方纔說了，王安石的方向是對的，確實要用動態的眼光看問題，國家要用動態的理財術，但王安石選擇的路是錯的，因爲有幾樣活躍市場的東西他不懂，也就是我所說的產權基礎、中央銀行、商業錢莊、公司制。” “產權基礎是什麼？”朱高煦適時問道。 “商業交易的最重要條件是什麼？”姜星火反問道。 “公平交易？” “不。” 姜星火搖了搖頭，說道：“最重要的條件是——財產私有。” “如果你的財產隨時可能會被剝奪，那麼就算你公平交易，又有什麼用的？或許下一瞬間，你的財產就不是伱的了。” 這裏要說的是，姜星火最想實現的，當然不是財產私有，而是相反的一條路，但基於目前15世紀的具體時代條件而言，顯然是先搞財產私有，把邪龍孵化出來更爲靠譜一點，畢竟歷史是螺旋上升的嘛。 但是這一點，卻並不算出乎意料地引來了一片沉默。 原因也很簡單，這一個名義的問題。 從名義上講，在封建皇權時代，“朕即國家”。 整個大明的一切，從法理層面，都是大明皇帝的所有物，個人不存在私產。 皇帝一般不會派人衝進你家，把你的家裏的財產充公，但皇帝毫無疑問有隨時、隨地、隨意、隨人地行使這樣權力的法理依據，這也是皇權至高無上的重要的表現。 如果承認財產私有，那就意味着對皇權的破壞，這是朱棣這個皇帝，乃至他身旁的皇子和國公們所不能接受的，因爲他們的權力，從根本上講，都源自於皇權。 “臣民名義上財產私有，朕斷然不能接受。” 觸及到了朱棣的底線，朱棣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態度：“朕可以接受事實上的財產私有，朝廷和地方官府也不會隨意沒收臣民的私有財產，以此來支持商業的發展，讓大明能重現北宋的財政收入高度，但名義這個口子，是萬萬不可能開的。” 姜星火倒也沒打算一步登天，他知道朱棣九成九不會接受，這時候也沒什麼失望.更何況，這有什麼可失望的？只要朝廷能夠在事實上保護私有財產，那麼有朝一日，這個“名”自然會與“實”相匹配。 不過資產階層主導的社會大變革，這一天的到來姜星火在第八世註定是看不到了，他只需要跟原本的歷史相比，取得一點點突破，讓歷史的進程加速就可以了。 姜星火跳過了這個話題，繼續說道：“除了產權基礎，對於商業交易來說，其次重要的就是交易的中間組織，所謂中間組織，包含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商號組織的公司化，另一方面是信貸組織的專業化。” 這裏要說的是，千萬不要把“公司”這個詞，理解爲近現代社會纔出現的。 冷知識：如果沒有姜星火的插手，永樂元年再往後推幾十年，公司的雛形，也就是康孟達組織就出現了。 所謂康孟達組織，是合夥經營的一種商事契約，它是最早的一種商業合夥形式，這種新的組織模式與家族共同經營不同，依照這種契約，一方出資而不參加營業活動，另一方則運用自己的設備條件等從事營業活動，雙方按出資數額對盈利進行分配，出資者依出資數額對經營虧損負有限責任，而營業者則負無限責任。 這種共同經營形式，最初產生於歐洲中世紀的地中海沿岸諸城市，盛行於海上貿易，由既想獲得利益而又不願親身冒險的資產家出資，由航海者向海外運銷貨物，盈利按出資額分配。虧損時，航海者承擔無限責任，資產家只在出資範圍內承擔有限責任，後來，這種合夥形式逐漸發展到陸上貿易，最終演變成爲隱名合夥（有限合夥）和兩合公司（由無限責任股東和有限責任股東所組成的公司）。 隨後，在永樂元年往後推152年，被稱爲“血腥瑪麗”的英國女皇瑪麗一世，特許與俄國公司進行貿易，從而產生了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股份有限公司，這種類型的公司，早期最出名的有英國東印度公司和荷蘭東印度公司。 嗯，放到大明就是“西天竺公司”了。 所以公司制這種東西，不僅不是什麼跨時代的、不符合當下大明實際情況的生搬硬套，也並非姜星火的拍腦袋決策，而是實實在在能直接拿過來用的東西。 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兩合公司，這就是純粹的商業概念，不涉及到任何其他因素的限制，即便姜星火不提出來，再過一百多年，西方商人也搞出來了.通訊和製造力水平都是一樣的，憑什麼西方商人能做到的，大明商人做不到？沒有這個道理的。 更何況，如果真說國家的管理水平，還真不要吹西方，大明的官僚體制雖然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論行政效率，絕對吊打現在的西方諸國，這是毫無疑問的。 不然呢？近代英國的文官制跟誰學的？ 姜星火給奉天殿內的衆人解釋了什麼叫做“公司”，以及公司的幾種形態後，衆人顯得非常.平靜。 是的，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什麼劃時代的創舉，只是覺得“哦，國師搞的新玩意聽起來挺有道理的，似乎有助於商業的發展，能讓商人們開展交易更加清晰、便捷”，也僅此而已了。 而且其中責、權、利的劃分，在數千年的商業活動中早就有了類似的概念和雛形，只是沒有人提出來這麼明確而已，對於衆人來說，並非什麼不能理解的東西，說白了就是做生意的那點事，誰掏錢、誰收益、誰擔責任、誰經營，如此而已。 “至於信貸組織的專業化，便是國家控制的中央銀行，以及民間的商業錢莊。” 嗯，聽起來有點反常識的是，錢莊的出現，其實比公司制的出現還要晚. 錢莊的出現，跟白銀流入是有着直接關係的，尤其是嘉隆萬三朝時期，海洋走私貿易極爲猖獗，大量美洲和日本的白銀流入大明，由於當時寶鈔已經徹底沒人用了，而民間主流使用的銅錢輕重不一且成色各異，並且不僅是銅錢和白銀的兌換有需求，銅錢本身的制錢、私錢、白錢三者之間的比價差異大，又時不時地變動，這就必然導致了銅銀兌換業的產生.於是就出現了若干專營銅錢兌換的金融組織，稱爲錢店，又叫錢鋪、錢莊、兌店、錢肆。 而到了明末，明匠宗朱由校的時代，錢莊就已成爲一種獨立經營的金融組織，不僅經營兌換銅銀，還辦接待放款，供給簽發帖子取款的便利，原來在兩地聯號匯兌的會票，也成爲錢莊發行有鈔票性質的信用流通工具，也就是後來的莊票、銀票。 姜星火先介紹了錢莊的概念，由於日本有海量白銀儲藏的巨型銀礦的事情，在大明的高層裏並不是什麼祕密，所以衆人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這一層。 “這倒是比當鋪要先進不少。”朱棣如是評價。 “是這樣。” 姜星火微微頷首，隨後說道：“當然了，民間的錢莊只是私營的金融組織，而金融和貨幣，肯定是要由國家主導的，所以中央銀行就很有必要了，所謂中央銀行，對於目前的大明來說，主要有兩項職責，也就是貨幣發行與貨幣的發行規劃。” “前者，也就是目前寶鈔提舉司所負責的寶鈔發行，以及寶源局所負責的銅錢鑄造的集合體。” “後者，則是中央銀行要成立專業的貨幣部門，來負責制定寶鈔和銅錢這些貨幣每年的發行量與回籠量。” 這番話讓朱棣聽得若有所思，他微微頷首：“這麼說來，便是要把貨幣相關的權力集中起來，然後把貨幣的發行和回籠權從戶部剝離出去？” “便是如此，貨幣的歸貨幣，財政的歸財政。” 夏原吉的面色並沒有什麼異常，顯然姜星火已經跟他通過氣了。 “事實上，王安石變法裏，青苗法最大的問題就是地方官府是獨立進行放貸的，而且放貸越多，政績就越好，就越容易獲得拔擢，那就必然帶來強制性借貸。” 姜星火分析道：“大明如果要對商業政策進行變法，如果想深挖國內商稅的潛力，那就必須要構築基礎的中央銀行-民間錢莊的貨幣體系，讓貨幣受控制地流動起來，商業才能發展，要以依靠民間商業自主發展爲主，以國家的貨幣政策調控爲輔青苗法所缺乏的，就是相關的一整套能夠以商業形式運行的貨幣體系。” “可惜北宋沒有，所以王安石變法是在透支北宋的國運，幾乎把整個江山給賠掉了。” 姜星火輕嘆一聲，又繼續說道：“不過這種事情也難以怪罪，畢竟當初變法主導者王安石能看到動態理財術的方向就已經不錯了，桑弘羊等前人也沒有給他提供行之有效的新路，所以最後還是走回了靜態理財術的老路。” “哦？” 朱棣的眉頭挑了挑，卻又追問道：“那依照國師看，大明還要不要重新啓動國內的商業貿易呢？如果有了‘四民爲本’的理念，有了‘公司制’、‘民間錢莊’、‘中央銀行’，大明的財政收入，就能實現跨越式的攀升嗎？” “這個嘛” 儘管姜星火已經打定主意，可在皇帝面前，他依舊裝模作樣地沉吟片刻，這才搖頭說道：“還是要看執行的情況。” 朱棣當然看出了姜星火的意思，他看了一眼夏原吉，又淡淡地問道：“既然拿不準，那國師爲何要向朕請命呢？” “臣不是怕財政收入無法爆發增長，而是怕大明再遭北宋厄運啊” 姜星火苦笑着拱手行禮：“再好的政策、辦法，都是要靠人來執行的，北宋王安石變法，當年青苗法雖說從財政收入上取得了巨大成效，給卻也給北宋的商業環境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乃至從根本上損害了北宋的國運，若是陛下只求爲國理財，那這四樣東西自然是足夠給大明國內創造一個良好的經商環境，繼而讓商稅增加的，可政策是否有隱患，還得看執行的官員。” 朱棣揮了揮手：“行政學校的事情，準了。” “陛下英明神武！” 只要能達到目的，姜星火不介意給大吸血蟲說點好聽的。 “等等。” 黃福這時候說話了：“國師所剖析的北宋王安石變法對於商業種種政策失敗，剖析的是有道理的，提出的解決辦法，聽起來也算是可行，但這終歸是無法驗證的事情，大明廢除‘重農抑商’的祖制代價何其之大？影響後果何其之深遠？陛下還需慎重考慮！” “不錯。” 蹇義這時候也說道：“國師的辦法是否可行，總該有個驗證，改弦更張也得有個說法。”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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