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國師 第672節 作者：未知 第一種，是心理學上的，強調任何一種不良現象的存在，都在傳遞着一種信息，這種信息會導致不良現象的無限擴展，同時必須高度警覺那些看起來是偶然的、個別的、輕微的過錯，如果對這種行爲熟視無睹或不及時制止，就會縱容更多的人去打爛更多的窗戶，就極有可能演變成“千里之堤，潰於蟻穴”的惡果，所以古人說“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第二種，就是經濟學上的，認爲破窗理論是有推動經濟發展的作用的，也就是“損害有益”之說。因爲這是違反常識的，正常認爲玻璃窗碎了需要花錢重新購買是壞事情，但在這種破窗效應下，消費促進了社會經濟，使得消費鏈條上很多人得益，是好事情。 參與太學之會的衆人，陷入了短暫的沉默。 “我咋感覺有點不對勁？” 在旁邊偷聽的外國留學生們，總感覺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 姜星火說的，明顯就有點問題，但他們偏偏說不出來，到底哪裏有問題。 其實這裏的問題就是，打碎玻璃窗雖然促進了消費，但原本生產玻璃的勞動力完全可以用在其他地方，打破玻璃再生產消費，整體社會總收益不變，而同樣的勞動力用來生產其他物品，同樣會使社會整體收益增加，算總帳的話，還是減少的。 但實際上，在經濟學上，並不僅僅是算加減法這麼簡單，這個問題還要複雜得多。 且不論是否把碎玻璃的損失覈定爲另一種意義上的“財富”（即如同把債務視作財富一樣），破窗效應這個概念追根溯源，其實講的是經濟學的需求理論，即短期經濟中，需求可以對產出形成顯着影響，宏觀調控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其實就是這個道理，但是如果把時間線拉長，對於長期經濟增長來說，這種作用將相當不明顯。 而姜星火選擇“破窗”爲題，用意就在這裏了。 在解釋完這裏面的關隘以後，姜星火復又問道。 “所以諸位覺得，破窗是好是壞？是該防患於未然，提防風起於青萍之末，還是任其破窗，不破不立、大破大立？” 破窗，即破題。 今天或許有很多辯題可以討論，但其實最關鍵的，便是世風、學風這兩個事，而“破窗”一題，開題延伸到此處，便足以涵蓋了。 而針對這個問題，作爲反方一號辯手的胡儼，這時候心中也有了自己的答案。 他不願意被姜星火牽着鼻子走，因爲胡儼這時候已經意識到了，一旦順着姜星火的思路說下去，就會被帶到新的領域，然後被降維打擊。 所以，胡儼反其道而行之，反問道：“爲何要用玻璃窗呢？” 汪與立、楊士奇等人沒說話，這場辯論註定很長，有的是他們上場的機會，但此時，卻都不約而同地讚歎胡儼的反應。 因爲順着胡儼的思路，他們發現瞭如何有效對付姜星火。 那就是把辯題，拖入到他們最擅長的領域。 果不其然，胡儼馬上說道：“玻璃窗固然比紙糊窗堅固，可多糊幾層、用篾條封住，總是有辦法的，活人固然不能被凍死，可高中二甲與窗明几淨心情舒暢，倒也未必有多大關係，而今日之世風，便如王叔明之茅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方有作亂之事。” “我想說的是。” 胡儼跪坐在地上，鄭重以對：“王叔明真的需要這塊玻璃窗嗎？” 這裏的玻璃窗，其實指的就不是玻璃窗本身了，而是被胡儼拖入到了一個儒家經典辯題裏，叫做“理欲之辨”。 程朱理學重視理欲之辨，把理與欲截然對立，強調革盡人欲才能復盡天理，譬如北宋程頤就說“人心私慾，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慾則天理明矣”，南宋朱熹在《朱子語類·卷十三》理也說“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慾亡；人慾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慾夾雜者”.程朱理學的目的在於要人們放棄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欲求，絕對遵守封建倫理教條，並以此恪正己心，追求內心世界的豐盈。 而跟這個觀點唱反調的就是以永康、永嘉學派的陳亮、葉適爲代表的事功之學，譬如葉適乾脆奚落理學，說“以天理人慾爲聖狂之分，其釋未精也” 雖然剛纔胡儼取材的那段《禮記》裏面已有把“天理”與“人慾”對立的傾向，但“斷章取義——取自不要斷章取義”還是經典的，《禮記》裏還有句話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或者說《禮記》本身並不否認物質慾望的合理性。 總之“理欲之辨”在先秦儒學裏，是沒有那麼“非此即彼”的二極體思維的，甚至到了漢唐，也是有“以理節慾”、“存理滅欲”、“理存於欲”三種見解並存，譬如西漢董仲舒主張“聖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樸，不得無慾”，西晉裴頠主張“欲不可絕”，把滿足人們物質欲求視爲全身保生的前提。 實際上，是直到宋代，儒學疊代到了程朱理學這個版本，才搞出來這種二元對立思想的。 而“理欲之辨”，顯然是用來解釋世風問題的好思路。 “王叔明真的需要這塊玻璃窗嗎？”這個問題不是問的二十年前就已經死在詔獄裏的王叔明，而是問的今日衆人，覺得大明真的需要這些因經濟發展而帶來的愈發繁雜的物質慾望嗎？ 這是一個相當有深度的問題，哪怕是姜星火也不能否認。 如果是一個普通的市民，或是工人，亦或是農人，都不需要思考這種問題，因爲意義實在是不大。 但對於在座的這些大明幾乎是排名最靠前的大儒們，這些思想界、學術界的精英們，這個問題，就非常有意義了。 發展經濟或許是必要的，因爲朝廷確實需要錢，但發展經濟，隨之而來的，就是對傳統的、相對“淳樸”的世風所造成的巨大改變。 “誠如國師‘破窗效應’所言，越來越多的物慾，便如一陣又一陣秋風，若是今日不嚴防死守，堵住窗戶，而是任其所破，恐怕等到道德風俗不存之時，一切就都晚了.到了那時候，哪怕想要補救，怕是都悔之晚矣。” “理欲之辨”，這個辯題的出現，並沒有出乎姜星火的預料。 而對於這個程朱理學信徒們勝率非常高的辯題，姜星火也並非毫無準備。 看着孔廟，姜星火擡起頭，開始請神。 很快，在他腦海中的諸多思想家中，出現了三個身影。 ——明末三先生，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 來吧，就是你們了！ 第515章 理欲 理欲之辨，即倫理道德與人們物質精神生活慾望之間關係的爭論，是宋明時期倫理思想爭論中的核心命題之一。 不過由於今日的太學之會是羣體論戰，所以自然也有其他人說話的機會，姜星火拋磚引玉之後，並不急着用“破窗”來論證些什麼，更不急着先請神開大。 解縉沉吟剎那，一馬當先道：“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皆是生於人之情性者也，故此欲不可去，應養人之慾，給人之求。” 對於頭馬的積極表現，姜星火相當滿意，若是事事都要自己親力親爲，確實未免有些太累了，還是有人幫襯着衝鋒陷陣比較好。 解縉引用的基本都是荀子的觀點，也就是肯定人們正當的物質慾望，認爲物質慾望是君子和小人的共同要求。 實際上，理欲之辯淵源於先秦，是儒家內部一個經典辯題，只不過以前吵得沒有這麼厲害，沒有徹底把天理和人慾進行二極體對立。 反方辯手這邊，則是汪與立接替剛纔趟雷趟了個灰頭土臉的楊敬誠出場。 實際上，實力最弱、資歷最淺的楊敬誠，剛纔也有這個覺悟，畢竟關學傳到他這一輩，實際上就只剩下一個門楣了，真到了關鍵時刻讓他上，他肯定掉鏈子，所以前面不太體面的試探工作，還是主動承擔起來比較好，好歹還能留個印象分又不太得罪人，在這種盛會中有點參與感。 “此言謬矣。” 汪與立同樣跪坐的很板正，一派老衛道士的風骨，看起來義正嚴詞的反駁，但很快，就讓人覺得不對勁兒了。 “《論語·堯曰》有言，欲而不貪，君子謀道不謀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固然是君子小人所同，但君子所尋，又豈能與小人相同？” 高遜志眉毛一挑，不漏聲色地看向汪與立。 好你個老小子，我們中出了叛徒！ 而楊敬誠也是同樣一怔。 看起來汪與立回答的沒問題，爲何二人會如此？ 這就不得不說一說金華學派在學術光譜中的定位了。 汪與立作爲掌門人的金華學派作爲承擔過鵝湖之會舉辦工作的高門，在如今大明的思想界，屬於是那種既有底蘊又有實力的學派，上百年來開枝散葉，積攢了不少家底，但也正因發展時間過長，所以現在的金華學派，跟南宋時期的金華學派，還是有些似是而非的。 在南宋時期，金華學派是浙東事功學派的一支，與永康、永嘉學派同氣連枝，主張“經世致用”的事功之學，但在一切具體的學術觀點上，則與理學、心學都有調和折中的地方，在學術光譜上的屬於那種實學裏偏右的存在。 但隨着世事變遷，南宋時期實學、心學、理學三足鼎立的局面被打破，並且呈現出了一去不復返的架勢，永康、永嘉學派紛紛樹倒猢猻散，主張實學的浙東事功學派只剩下了金華學派這一支，而程朱理學則徹底壓倒了心學、實學，成爲了官方指定考試學問，也就是官學。 因此，金華學派不得不掉頭，開始修改自己的學術觀點，在學術光譜上從實學偏右，變成了理學偏左。 但是學術紛爭這種東西在南宋實學、心學、理學三足鼎立的時候，金華學派因爲不夠激進，所以經常被永康、永嘉學派狂噴軟弱；而到了實學徹底失勢，金華學派被迫融入理學，卻又因爲觀點靠近心學、實學，被傳統的程朱理學衛道士們狂噴偏激，道統不純。 所以怎麼都是被嫌棄唄？ 而在“古今王霸義利”三辯後，汪與立也是有所反思，世事易變，金華學派這艘大船，到底要不要調轉船頭，重新回到過去的航道上，作爲當年的實學三大家之一，重回實學旗幟下，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 正是因爲存了這份重新改換門庭的念頭，汪與立才用了孔子的論點，而不是孟子的，孔子的觀點更加中庸平和，而孟子和荀子纔是理欲之辨的對立觀點。 而在理學的捍衛者們看來，衛道不純粹就是純粹不衛道。 眼看着汪與立軟弱的態度要壞事，高遜志馬上出手了。 “天理，人慾，相對也。所謂‘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道之所在，豈能混淆？” 高遜志雖然被姚廣孝和姜星火拿捏了一番，但正所謂身正不怕影子歪，在這種衛道原則上面，高遜志還是要站在對立面的，而且是絕不會動搖的那種。 金華學派家大業大，確實要有所顧慮，而高遜志雖然也開書院，但跟金華學派不是一碼事。 高遜志的觀點，就是着重闡發孔孟思想，強調大道和天理，輕視功利和物慾，認爲只有做到輕視功利和物慾，才能防止人心生亂。 這邊解縉繼續回懟：“先聖有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世上豈有隻存天理而無人慾的道理？夫飢寒並至，而能無爲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不爲善者希若無一扇窗戶遮風擋雨，王叔明便是心中再篤信天理，恐怕也得被凍死吧？天理終歸是不能代替遮風擋雨的，而要我看來，王叔明不僅需要窗戶，還需要玻璃窗！整個大明百姓，都需要一扇玻璃窗！” 這就是要充分主張發展經濟，鼓勵人們合理的物質慾望了。 “不可，既有紙窗可遮風擋雨，何須各個要一扇玻璃窗？” 高遜志開始上強度了：“苟存無慾，則雖賞而不竊；私慾苟行，則巧利愈昏萁子昔年勸諫商紂王之象牙筷，難道不是這個道理嗎？” 嗯，高遜志說的就是後世比較有名的“象牙筷定律”。 殷紂王即位不久，命人爲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賢臣萁子說：“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糧，只能與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錦繡，乘華車，住高樓。國內滿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異寶，我不禁爲大王您擔心，這樣註定會消耗國力，恐怕天命不在大商了。” 果然，故事的最後，紂王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益收狗馬器物，充仞宮室，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因此百姓怨而諸侯叛，亡其國，自身赴火而死。 至於歷史的事實是不是如此，現在哪怕有甲骨文的出土，和民間龍骨的收集，也難以考證了，但這個故事確實是很經典的物慾升級的故事。 現代的消費主義也是如此，你說故事沒道理肯定是不對的.人心就是如此，有了好的就要更好的，世人的貪慾都是這樣，也就是所謂的“得寸進尺”、“得隴而復望蜀”，按理說是沒有止境的。 而對於君王的貪慾來說，則更爲可怕，因爲他擁有近乎無限的權力，沒有人可以阻止他，《詩》雲“商鑑不遠，在夏後之世”，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如果順着這個邏輯辯駁，那麼肯定是辯不贏的，因爲這都是理欲之辨的老套路了，祭出“象牙筷定律”就意味着不能順着對方思路來了。 這時候，張宇初忽然開口道：“夫欲與喜怒哀樂，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樂，又可去乎？” 張宇初的應對之策，同樣沒有出乎反方的預料。 因爲理欲之辨，歸根到底還是落在人身上，而只要是人，就有慾望，這就是正方的跟腳所在，你可以指望普羅大衆提高思想覺悟，但伱不能指望所有人都像聖人一樣捨棄大部分慾望，哪怕是苦修者類型的衛道士，也做不到這一點。 張宇初的觀點就是認爲人之有欲無可非議，正如喜怒哀樂之情不是惡一樣，欲同樣不是惡，也不可根除，這就相當於你不能爲了“非禮勿視”把自己雙目給挖了似的。 眼見正方避戰，開始迴避話題，反方辯手們頓時氣勢爲之一振。 高遜志乘勝追擊道：“存天理，滅人慾，明道先生（程顥）有言：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實際上，自北宋開始，天理和人慾的關係成爲當時思想家爭論的中心問題之一，宋代天理人慾之辨發端於張載，成立於二程，至朱熹而集大成，在這個命題上，二程是高度統一的，他們都把“理”或“天理”作爲其思想體系的最高範疇，把它視爲宇宙的根本原則。 胡儼亦是振奮出聲：“不是天理，便是私慾！無人慾即皆天理，所謂‘欲與喜怒哀樂，皆性之所有者’大謬矣！君子慎獨，陳明本心，便是要去喜怒哀樂於己身，人慾有何不可去除？” 王允繩這時候也跟着幫襯道：“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是天理之件數，故此，天理人慾不容並立，天理存則人慾亡，人慾勝則天理滅，應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顯道心。” 說罷，王允繩還瞪了一眼汪與立。 看看，這才叫理學偏右的攻擊性。 什麼“好榮惡辱、好利惡害，固然是君子小人所同”.看看你師道先生說的是什麼話？這是我輩衛道士能說出來的？革盡人欲，復盡天理纔是正道。 顯然在理學極端保守派的觀點看來，天理和人慾是高度對立的。 <div style="text-align:center;"> <script>read_xia();</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