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七章 惡性循環
林煜爲了方便這幾個學生理解，還是寫下了一些史書記錄的數據推演。
“一般情況下，王朝爲了保證全體官員對朝廷的忠誠和對權力的監管，必須維持上下相制、疊牀架屋、人浮於事的行政格局。
因此，歷代王朝的官僚數量總是會持續膨脹，官民比持續上升。
漢朝官員總數大約只爲7000人，唐朝時就已經翻了一倍之多，達到了18000多人；而到了北宋，冗官冗兵現象嚴重，其官員數量比之唐朝同樣翻了近一倍，達到了34000多人；
本朝大明，洪武初年官員數量不過二萬多人，至如今洪熙元年，不過短短六十年，官員數量就已然膨脹至四萬多人。”
說到這裏，朱高熾已然渾身一顫，他之前看本朝的官員總數，還並未覺得有什麼問題。
可是現在……
就連一向被史書詬病，冗官冗兵嚴重的宋朝，它的官員總數也都不過三萬多人，而本朝大明卻已經漲到了四萬多，正在往五萬逼近。
就這，他居然還在沾沾自喜，登基之初認爲朝廷只是因爲戰爭，才一時缺錢，只要能與民休慼，那盛世總會到來。
盛世？
盛世個屁！
我大明已是在冗官一途上，比之兩宋都還要嚴重了，那百姓身上的負擔又會是什麼樣的呢？
也不要說什麼北宋到大明，時間跨度那麼大，人口肯定不一樣。
嗯，確實不一樣，北宋目前估算人口，初約2000萬，末約4600萬（也有說法認爲境內人口超過1億）。
而本朝大明，初約5000萬，後期約6000到8000萬（也有說法認爲大明建國時人口6055萬，到17世紀初已突破2億）。
總而言之，大明的人口與北宋實際差額不算太大（都是農業國家，人口增長是有閾值的），意思就是說，大明完全能夠得上“冗官”的程度。
朱高熾心頭在發顫，但林煜的誅心之言還在繼續。
林煜說道：“實際上，現如今的四萬官僚還不是大明的極限，就依照目前大明的發展進度，預計百年內，大明的官僚總數就能突破10萬人大關。”
“當官員的絕對增加速度，超過了人口的增長速度，官民比持續上升，那百姓賦役負擔就必然增加。”
“而且，由於歷代王朝對稅賦更化的出發點都不是‘減稅’，而是‘並稅’，也就是說，並不是爲了百姓去限制國家增稅的權力，而是從國家的角度出發來確保財政收入。”
“通過將正雜明暗諸稅合併爲簡單的稅種徵收，同時下令不得再徵他稅，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一定效果，卻無法解決百姓負擔過重的根本問題，尤其是從制度上約束國家和官員開徵新稅的權力也從未被提及。”
“伴隨着時間的推移，國家財政支出的剛性增長與雜派就會浮冒出來，因爲封建專制的農業國家，它是無法對外創造新財源的，只能通過對內來轉移國家出現的財政赤字。”
這裏面也包括老生常談的“商業帝國”大宋朝，都說宋朝有商稅，宋朝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宋朝商業發達云云。
但實際上的情況就是，宋朝有錢是因爲他們肆無忌憚的盤剝壓榨百姓，甚至沒有金國南下，宋朝可能就已經被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給幹翻了。
至於宋朝的資本主義萌芽？
那更是扯淡中的扯淡。
說出這話的營銷號，顯然沒有考慮過一個問題，一個基本問題，那就是宋朝是屬於很典型的封建專制、****化的君主國家，它不是什麼自由民主的共和國，而是一個帝制的王朝。
別看宋朝地盤不大，但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的高超帝王之術，成功讓大宋皇帝的權力達到了一個巔峯狀態。
皇權的強大，封建官僚的勢力強盛，就會導致一個情況出現，那就是百姓手裏的農產品、手工產品會迅速轉爲租稅型商品化，而非剩餘型商品化。
說白了，就是王朝控制下的“假性商品經濟”，一切都是爲了應付朝廷的苛捐雜稅，而不是什麼產品或資本剩餘，所採取的謀利型商品化。
這就會讓市場呈現完全僵化，如同被控制的傀儡，沒有了市場主導型商品經濟，那就不可能開啓資本主義的萌芽……
“所以，按照黃宗羲定律，王朝每推行一次稅賦改革，就會催生出一次雜派高潮，百姓的負擔反而會比稅賦改革前更重。”
“如此循環往復，百姓的負擔就如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逐漸陷入到稅輕費重——並稅除費——雜派滋生——稅輕費重的無限循環之中，而作爲基層的小吏就可以在這個惡性循環裏頭上下其手。”
林煜把話說完，朱高熾跟着徹底陷入了沉默。
就連楊榮也不說話了，他在沉思破局之法……
或者說，根本沒有辦法能夠破局。
于謙沒想那麼多，他還停留在問題的源頭上：“林先生，問題的根源到底是爲什麼？”
林煜點點頭，認真解釋道：“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黃宗羲定律的出現，在於封建帝制的國家缺乏對於官僚階層的有效制約，皇權幾乎就是唯一能與之抗衡的力量，但是皇權相對於龐大臃腫的官僚集團來說，所能起到的作用又極其有限。
同時，老百姓也沒有任何議價的權利，就必然會導致底層小吏愈發爲所欲爲。朝廷既然把正式賦稅乃至耗羨之類的合法加派幾乎都‘起運’一空，就只能對地方上的另行‘創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也導致‘正供有限而橫徵無窮’之弊愈演愈烈。”
這番話說的有點誅心了，相當於當着皇帝的面跟人家說，因爲你的權力還不夠大，所以只能對下面的小吏被迫放任自流，讓他們去盤剝無度，糜爛地方。
用後世的理解來說，便是古代中國的問題在於不存在借錢者和徵稅者之間的競爭，老百姓本身就不能用腳投票，商人不能“擇善主而棲”，暴君和違約者不能被“優勝劣汰”。
同時，由於外來的軍事威脅不夠大，君主也沒有足夠的動機去出讓部分政治權力給納稅人，建立“不代表不納稅”的代議機構。
只要三方博弈的格局不改變，“黃宗羲定律”效應就不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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