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京沪天地（1918——1921） 13、乘船北上
在此前的几個月中，毛泽东收到了数省共产主义小组织在联络地上海和北京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发来的很多指示。他在1920年9月曾秘密地去過上海這個港口城市参加计划会议。
现在，毛泽东作为湖南两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再次返回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湖南的两位代表都是教师，另外還有来自其他五個省及(留学)日本的11名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毛泽东作为湖南省代表出席大会，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
非常凑巧的是，在至汉口的船上毛泽东正好与萧瑜同舱。作为朋友，他们争议到深夜，此时的毛泽东正在研读《资本主义制度概论》。坚固的友谊能战胜判断力嗎？似乎更多的是大量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习惯仍保留在毛泽东的内心。
*同样奇怪的是，毛泽东和何叔衡的上海之行使长沙的一些激进分子感到“很突然”，———是否湖南代表人选事宜曾发生過争执？
13位代表汗流浃背地来到上海的法租界，住进在博文女校已经订好的房间(学校暑期放假)。他们大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26岁———他们中沒有一個是工人或农民。几乎所有人的出身都要高于毛泽东。
会议于7月中旬在望志路一栋装有黑漆大门的灰红色房子裡举行。這栋房子外表平平，底层沒有窗户，是上海一位代表的长兄的居所。全体代表———包括两名来自共产国际的俄国特使———围坐在起居室桌旁，桌上放着茶杯和文件。
毛泽东当时27岁。他颇为慎言，眼睑下有一圈黑晕。作为代表，他穿着土布长衫像是一位来自湖南乡下的道士。
有人记得毛泽东在发言时不停在耸肩。他那好斗的特性给人留下印象。“他在讲话时微笑着布下陷阱引诱对方上钩，使与之辩论的一方无意之中自相矛盾。然后，他发出一阵笑声。”［33］這会惹火那些认为有重要問題要谈的人。
毛泽东常常不修边幅。“你可以从他的脖子和身上刮下斤把灰尘”［34］，一位同僚回忆道。在饭店吃饭时，他用袖子擦去洒在桌上的食物和酒。他常常穿鞋不穿袜子，或是让袜子耷拉在鞋面上(他的這种习惯保持了几十年)。
对于毛泽东来說，這是令人十分激动的一周，他一直渴望大会的召开。他在着手湖南自治运动时曾写道：“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沒有一种‘运动’继起，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35］现在他相信這种运动应该是布尔什维克式的，而他正与两名布尔什维克同志，共产国际的马林和远东书记处书记尼科尔斯基同桌而坐。
参加会议的13位代表虽然各有不同的考虑，但终归都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的巨大激发。如果沒有俄国的影响和帮助，這种会议是不可能在1921年举行的。
但是，长沙的情况不同于整個中国，更不用說莫斯科了。党的核心提出的思想是否与毛泽东這位地方政治家的方案不谋而合呢？
有迹象表明，湖南代表問題似乎成了会议的关注点。会议认定毛泽东的伙伴何叔衡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沒有资格充当代表。毛泽东不愿伤害湖南老乡的自尊心，于是找個借口让何返回长沙，說长沙有紧急的事情需要何去亲自处理。
*作者的這段资料来源于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事实上，何叔衡作为“一大”代表始终参加了会议。包惠僧說：“记得开会时，何叔衡与毛主席坐在一起，在我的对面。”———译注
会议的气氛低沉，代表们并沒有感觉到自己是在亲历一重大歷史事件。炎热的气候使人疲惫不堪。一些代表感到头昏脑涨，而更多的人则有意见冲突。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是這次散漫的会议上的活跃人物(在后来的岁月中，他对這次会议谈得惊人的少)。
能否說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虎头蛇尾？在某种程度上是這样，李大钊教授(当时仍在北京)和陈独秀教授(当时在广州)都沒有出席。
无论如何，這些代表不是经過考验、有共同信念的团体。其中一位代表不是住在女校而是住在豪华的东方大酒店，并且花很多時間和精力陪他漂亮的妻子逛商店购物。這13名代表也无法完全自主。会议的规模和時間基本上是由共产国际以及缺席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决定的。
在客厅桌子旁的代表们所发表的看法与毛泽东的想法并不十分吻合，這尤其使毛泽东不悦。
两條路线正在形成。占统治地位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且得到了富有才能的张国焘(他的故乡就在韶山的另一边)的支持：组织城市工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不与孙中山那遍布全国的国民党发生联系。
不赞成该路线的是渐进派。他们认为需要一個民众教育时期，中国的城市工人数量太少，不足以推翻资本主义，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事业，可以和孙中山合作。
毛泽东当时究竟是怎样想的？谁充当组织领导者？采取温和的方法還是激烈的方法？毛泽东对這两派并非一无所知。那么，他为什么沒有坚定支持任何一方呢？
原因很简单，他当时心态复杂，漫无头绪。俄国模式是他新的热情所在，但由于他以前存在的信念根深蒂固，這种热情又很不稳固。在长沙反击无政府主义的過程中，他更加信仰俄式的社会主义，并满腔热情地加紧建立政党。但到了上海，他新近形成的信條似乎有些动摇。
湖南的同志———全国57名共产主义者中长沙有16人———理解莫斯科的精神嗎？這种新的观点在韶山行得通嗎？毛泽东当时還沒有完全理解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一天，会场发现有可疑的来访者。法租界侦探已在侦查這次会议。代表们决定转移到上海南边不远的风景胜地去，于是会议在南湖的一只租来的游船上继续举行。
萧瑜当时正取道上海回法国。奇怪的是他与毛泽东乘一列火车抵达南湖(萧說這是毛的建议)。所有的会议代表同乘這列火车，但沒有坐在一起。毛和萧闲聊，到南湖后同住一個房间。放好行李后，毛仍然力劝萧参加会议。
会议在游船上继续进行，舒适华丽的16米长的游船飘荡在水面。代表们品尝着南湖的鱼，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且每個月向莫斯科的总部汇报。
那天晚上毛泽东很迟才回到旅店。他打开蚊帐，爬到双人床上与萧瑜睡在一起，他热得满身是汗但沒洗澡。
“代表们大多都不错。”毛泽东用长沙老乡之间谈话的口吻对萧說。他似乎正在思考他所要进入的更为广阔的世界。“有些人還受過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36］
毛泽东对萧瑜预见道：“假如我們努力奋斗，再過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37］這种预言在当时简直是空口說白话，萧瑜当时也沒有多深印象，他担心独裁主义会步尘而来。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沒有去参加会议。他起得很迟，這是他的习惯。他起来后便与萧瑜一起去杭州览胜。他们在西湖附近的花园、小山和寺庙中度過了整整一天。
然而他们争了起来，萧瑜羡慕山水的壮丽，毛泽东打断他說：“這是罪恶产生之地，多少人用他们的金钱来干可耻勾当。”他们在杭州只住了一夜。
毛泽东不久就回到长沙，担任襁褓中的共产党的湘区区委书记。从那以后，他再也沒有见到過萧瑜。
毛泽东从一個孤独的山村走出来，现在竟能够承担以震撼世界的俄国革命命名的国际革命学說的责任。他以激奋心态置身于同西方思想的遭遇中，這种西方思想已部分构成他要求掌握社会变迁知识的初始阶段。无政府主义思想曾在1919年强烈地影响着他。在這思想形成的年代，博采众长对于他陶冶他那钢铁般意志的個性具有很高价值。确实，在1917年至1918年间，他似乎是個自由的個人主义者。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几年中，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上海成立后，他开始远离自上而下的强烈的個人主义的鼓动做法，最终转变到依赖下层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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