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蚍蜉戴盆,語出驚人

作者:鶴招
日講不同於經筵,經筵側重於規諫和義理,日講則重在傳授知識,以開蒙爲主。

  簡單來說,日講就是字怎麼讀,句怎麼斷,意思是什麼。

  具體到教學上,就是講讀官出列朗誦一遍,朱翊鈞跟着讀,讀上個十遍。

  確保句讀與發音沒問題後,再翻譯成大白話解釋一番。

  至於斷句與釋意,用誰的版本?

  自然是每個講讀官都有自己的版本,輪流翻譯。

  所謂六經注我,經典的作用,便是解釋和證明自己的觀點,就是這個道理。

  這也是爲了兼聽則明,融會貫通。

  再往深了,文章講什麼道理,闡述什麼理念,那就是皇帝經筵的事了,不是應該在日講上談論的。

  而《太甲》這一篇,跟論語不同,只是講述史實,內容上也沒有太多爭論,除了敏感些,其餘並沒有什麼政治風險。

  若非如此,高儀也不會應下此事。

  朱翊鈞就這麼被高儀領着,逐字逐句地開始學習。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

  ……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

  十遍讀完,朱翊鈞只覺得口乾舌燥。

  跟穿越前的發音不同,此時的發音,捲舌太多,尤其是官話雅言,朗誦就像彈舌。

  如今他纔算是明白,善辯爲什麼叫巧舌如簧。

  不會點彈舌技巧,誦唸都費勁,別說跟人舌辯了。

  教完誦唸之後,高儀便退到一邊去,先由諸位講官輪流進講譯文。

  諸講官都是各部衙門抽調的,包括禮部侍郎張四維,司經局餘有丁,禮部侍郎馬自強等等,都是歷來博學之輩。

  “這位先生,是叫……”

  等一名講官解釋一遍後,正要退下,朱翊鈞突然叫住了他。

  張四維身子頓了頓,回話道:“微臣,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四維”

  朱翊鈞一愣。

  晉黨張四維?

  這不是王崇古的外甥麼?

  敢情還有日講的資歷。

  但此時不是深究張四維的時候,他點了點頭,說道:“張學士,本宮有不解之處。”

  張四維遲疑了一下,回道:“殿下請說。”

  朱翊鈞請教道:“張學士方纔說,選用有德行的人國家就就能安定,棄用有德行的人國家就禍亂。”

  “那怎樣的人,纔算是有德行的人呢?”

  張四維欲言又止,最後還是道:“殿下,此乃‘德惟治,否德亂’之解,至於何爲有德之人,如我朝三位輔臣,皆是有德之人。”

  “先帝將三位碩德之臣留給殿下,我大明朝必定能長治久安!”

  說罷,他也不顧朱翊鈞是否還有話,徑自回了班列。

  朱翊鈞也沒跟他計較。

  張四維怎麼回話並不重要,自己這番作態主要是爲了試探高儀。

  日講太甲之事,若單純只是高儀有心勸諫他,邀名求直,撈取政治聲望,此時他就應該接下話茬了。

  可高儀面無表情,顯然並非是他有話要說。

  等到又一名講官釋經之後,朱翊鈞再度叫住了其人:“這位先生是?”

  餘有丁恭敬有加:“臣,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餘有丁。”

  朱翊鈞又愣了一下。

  合着能侍讀日講的人都不簡單啊。

  這餘有丁他知道,其人是十年前,也就是嘉靖四十一年的探花,所謂四一餘先生是也。

  同年榜眼王錫爵,狀元申時行,歷史上三人先後都進了內閣,明朝二百多年以來,一甲同爲內閣,僅此一科而已,一時傳爲佳話。

  朱翊鈞定了定神,開口道:“餘探花,本宮又有不解之處。”

  餘有丁同樣進退兩難,硬着頭皮道:“殿下請說。”

  朱翊鈞點點頭,說道:“伊尹說太甲作爲君王‘不義’,所以將他驅逐。”

  “餘探花,何爲君之不義?太甲是做了何事?若是本宮不義,元輔也要將本宮驅逐嗎?”

  餘有丁險些兩眼一花,皇太子往日記誦都難,今日怎麼還思考上了?

  這問題他能答,卻不可以答。

  他只能言辭含糊敷衍一番:“殿下,臣詮才末學,淺嘗答殿下問。”

  “君之不義,乃是上背於天,下虐於民,道之棄也。”

  “但殿下仁孝至善,心懷蒼生,又有衆正盈朝,乃有大興之相,豈會重演不虞之事?”

  朱翊鈞不由向高儀投向徵詢的目光。

  高儀本是老神在在,事不關己,但此時迎上這道目光,卻也不得不答話。

  他站起身斟酌了一下,答道:“殿下,日講課業繁多,時日有限,不妨先誦記下來,等到開經筵時,再聽諸學士剖析經典。”

  日講就算了,經筵就至少得高拱或者張居正出面了,屆時他高儀是不想幹這活計了。

  朱翊鈞哦了一聲,從善如流地點了點頭。

  餘有丁擦了擦額頭冷汗,歸了班列。

  後面幾位講官陸續出列進講,內容上都大同小異,朱翊鈞也真沒再發問。

  他面上裝作認真聽講,心中則回想着,他提起高拱時高儀方纔的反應,再度排除了是高拱授意警告他的可能。

  那就只剩張居正了!

  他嘗試揣度張居正的心思與態度。

  朱翊鈞知道,張居正不能說是一個政客,應該說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他的一舉一動,必然是爲了他的政治理念而服務。

  那麼,張居正的政治理念是什麼?

  是要匡扶社稷,中興國邦,讓大明再次偉大。

  即便這位十五歲中舉,二十三歲高中進士的神童天才,有着超乎常人的城府與內斂,卻也從來不會隱藏自己的政治理念。

  嘉靖二十八年,剛入官場的張居正便闡明瞭自己心志,一道《論時政疏》直達天聽。

  列舉了他認爲大明朝最迫切的問題,涉及宗室貴族、吏治選拔、官場風氣、地方軍備與財政危機。

  可惜的是,這道奏疏對彼時的朝局而言,有些曲高和寡。

  嘉靖皇帝一心尋仙問道,對治國理政沒什麼興趣,內閣鬥爭激烈,根本無暇他顧。

  加之他人微言輕,這封奏疏自然毫不意外地石沉大海。

  從此之後他便閉口不言,除了給嘉靖皇帝寫寫賀表之外,再未上疏點評過時局。

  即便心中苦悶,也至多寫文章的時候感慨一句“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併”。

  他放棄了麼?當然不是,所謂內抱不羣,外慾渾跡,相機而動,是他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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