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6章 得失、影響

作者:山中白雲翁
前後七子的文學復古在明朝中期的文壇掀起了一場波瀾,其中,激進與保守交錯,創新與蹈襲相雜,所體現出的功過是非相互錯雜的特徵,顯示了這股文學思潮自身的複雜性。

  從前後七子文學活動的積極意義上看,首先,他們在復古的旗幟下,努力爲文學尋求一席篤立的地位。特別是前七子崛起之初,文壇上歌頌聖德、粉飾太評的臺閣體創作風氣還未完全消除,加上明初以來程朱理學備受重視,且在尊儒崇道的背景下,科舉取士重經術而輕詞賦,造成了詩文地位的下降,一些“文學士”甚至遭到排擠打擊。

  爲此,李夢陽曾質疑:“‘小子何莫學夫詩’,孔子非不貴詩,‘言之不文,行而弗遠’,孔子非不貴文,乃後世謂文詩爲末技,何歟?”

  顯然,李夢陽等前七子在文壇上倡導復古,與他們重視文學的篤立地位、積極探索文學的發展道路有着重要的聯繫。

  其次,在重視文學篤立地位的基礎上,前後七子增強了對文學本質的理解,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們對舊的文學價值觀念和創作實踐發起了一定的衝擊。

  如後七子對詩文法度格調的高度重視以及批評王慎之、唐順之等唐宋派作家重“理”而輕“辭”的毛病,雖然有過多地注重形式的一面,卻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們重視文學審美特徵和以重形式的手段擺脫文學受道德說教束縛的要求。

  而前七子則明確地將復古的目的與文學表現作家真情實感、刻畫真實人生的追求聯繫起來。特別是李夢陽貶斥“文其人無美惡皆欲合道”的“今之文”,讚賞“文其人如其人”的“古之文”,而且把民間“真詩”的文學地位放置在文人學子作品之上,甚至欣賞被道學家斥之爲“吟靡之音”的市井時調,進而將文學求真寫實風格的衰退歸結爲宋儒理學風氣侵害的結果,提出“宋無詩”,“宋儒興而古之文廢矣”,這些都體現了對文學自身價值的一種新的理解,以及敢於同傳統文學觀念發生離異的風氣,賦予了文學復古活動以深刻性和挑戰性。

  儘管如此,前後七子復古活動的弊端也是明顯的,他們在尋求復古的過程中尋求消除文學舊誤區的辦法,卻又陷入了文學新的誤區——在擬古的圈子中徘徊,一個顯而易見的特徵便是他們的文學主張與創作實踐存在着距離,求真寫實的觀念並未在他們的作品中充分體現出來,爲數不少而缺乏真情實感的模擬之作影響了他們的創作水準。

  在前後七子文集中不難發現一些蹈襲的篇章,如王世貞擬古樂府《上邪》中“上邪,與君相知,譬彼結髮而盟,山摧海枯志不移”幾句,顯然套用了漢樂府“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而李攀龍的擬《陌上桑》,除了個別字句更改外,其餘的幾乎與漢樂府《陌上桑》相同。其中原作有“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之句,他改成了“來歸但怨怒,且復坐斯須”。原句中,坐有因爲的意思,而他這一句中,坐就是坐下的意思。

  這就是生吞活剝、刻意規摹了。

  前後七子發起的文學復古思潮,在當時的文學領域產生過不小的震動,同時也給後世文壇帶來了直接與間接、正面與負面的種種影響。

  比如活動於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間的詩人沈德潛,曾標榜前後七子的復古業績,他指出:“弘、正之間,獻吉(李夢陽)、仲默(何景明)、力追雅音,庭實(邊貢)、昌轂(徐禎卿),左右驂靳,古風未墜。餘如楊用修之才華,薛君採之雅正,高子業之沖淡,俱稱斐然。於鱗(李攀龍)、元美(王世貞),益以茂榛(謝榛),接踵曩哲。”

  他論詩主張從前後七子的文學論點中吸取內容,重新提出復古主張,以爲“詩不學古,謂之野體”,並且着眼格調,直接繼承了前後七子復古的衣鉢。從另一方面來看,前後七子一些文學變格的主張在某種意義上也開啓了後世文學的新精神。

  晚明時期工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曾在《答李子髯》一詩中寫道:

  “草味推何李,聞知與見知。機軸雖不異,爾雅良足師。”

  詩中,“何”即何景明,“李”即李夢陽。

  同時,他還讚賞民間所傳唱的《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的作品爲“多真聲”。這一論調,顯然與李夢陽“真詩在民間”的說法神理相通,或者可以說是李夢陽“真詩”說的某種延續。

  後七子中,王世貞、吳國倫等人都曾提出過詩重抒寫“性靈”的見解。

  如吳國倫在《王屋山人稿序》中評他人詩作“能攄(shu,第一聲)性靈,鬯(chang,第四聲)情致”,《居夷漫草序》評有人之詩,以爲“類多輸寫性靈,依傅論理,神情所會,才美赴之”。

  王世貞也較多地提到“性靈”一詞。

  如其在《鄧太史傳》中借傳主鄧儼之口,提出作詩應“發性靈,開志意,而不求工於色象雕琢”,《題劉松年大曆十才子圖》亦云:“詩以陶寫性靈,抒紀志事而已”。

  後七子關於“性靈”的一些說法,似乎可以從晚明工安派直抒胸臆的“性靈說”中找到它們的影子。

  所謂“性靈說”,其實就是袁宏道等人提倡詩文創作必須抒寫作家的性靈,表現內心的真實情感,且應該是自然天性的流露,反對任何的因襲模擬、剽竊仿作。

  其特點就是一個“真”字,只要文學作品是真性情、真感情自然流露,即使是“疵處”亦是“佳者”,因爲它既不“剿襲模擬,影響步趨”,也不走“文準秦漢”、“詩準盛唐”之路,雖有瑕疵也是“本色獨造之語”,故凡“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是謂真詩,可傳也”。所以即使是里巷歌謠也比無病呻吟的擬古之作要好得多。

  這些,也顯示出前後七子與晚明文人文學主張上某些內在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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