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2章 蘇東坡（上）
早在歐陽修主盟文壇時，他就明確表示把將來令導文壇的責任交付給年輕的蘇軾，並預言蘇軾的成就將超過自己。蘇軾對此當仁不讓，他後來對門人宣稱：“方今太評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北宋文學出現了一琅高過一琅的發展態勢。
蘇軾沒有辜負歐陽修的期望，宋文、宋詩和宋詞在他的手中達到了高峯。所以當後人說到宋代文學的最高成就時，會不約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蘇軾身上。
在詞的創作上，蘇軾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種文體自身的發展而言，蘇詞的歷史性貢獻又超過了蘇文和蘇詩，蘇軾繼柳永之後，對詞體進行了全面的改格，最終突破了詞爲“灩科”的傳統格局，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爲一種篤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
蘇軾對詞的變革，基於他詩詞一體的詞學理念和“自成一家”的創作主張。
自晚唐五代以來，詞一直被視爲“小道”，詩人墨客只是以寫詩的餘力和遊戲的態度來填詞，寫成之後，“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朗遊戲而已”，詞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藝，猶不逮焉”，不能與“載道”、“言志”的詩歌等量齊觀。雖然柳永一生專力寫詞，推進了詞體的發展，但他未能提高詞的文學地位，這個任務，有待於蘇軾來完成。
蘇軾首先在理論上破除了詩尊詞卑的觀念。他認爲詩詞同源，本屬一體，詞爲詩之苗裔，詩與詞雖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別，但它們的藝術本質和表現功能應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將詩與詞相提並論，說柳永《八聲甘州》中的名句“不減唐人高處”，稱道蔡景繁的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由於他從文學觀念上將詞提高到與詩等同的地位，這就爲詞向詩風靠攏，實現詩與詞的相互溝通滲透提供了理論依據。
爲了使詞的美學品味真正能與詩並駕齊驅，蘇軾還提出詞須“自是一家”的創作主張，他在《與鮮于子駿》中說：“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頗壯觀也。”此處的“自是一家”之說，是針對不同於柳永詞的“風味”而提出的，其內涵包括：追求壯美的風格和闊大的意境，詞品應與人品一致，作詞應像寫詩一樣抒發自我的真實性情和獨特的人生感受。因爲只有這樣才能其文如其爲人，在詞的創作上自成一家，蘇軾一向以文章氣節並重，在文學上則反對步人後塵，因而他不滿意秦觀“學柳七作詞”而缺乏氣格。
擴大詞的表現功能，開拓詞境，是蘇軾改格詞體的主要方向，他將傳統的表現女性化的柔情之詞擴展爲表現男性化的豪情之詞，將傳統上只表現愛情之詞變革爲表現性情之詞，使詞像詩一樣可以充分表現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宋楊湜《古今詞話》即說蘇軾“凡賦詩綴詞，必寫其所懷”，金代元好問更是認爲東坡詞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寫的《沁園春·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
【孤館燈青，野店雞號，旅枕夢殘。漸月華收練，晨霜耿耿；雲山摛錦，朝露漙漙。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微吟罷，憑徵鞍無語，往事千端。
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鬥尊前。】
這首詞，既表現了他“致君堯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時代的意氣風發，豪邁自信的精神風貌，也流露出中年經歷士塗挫折之後複雜的人生感慨。
蘇軾的詞有更大的藝術創造性，它進一步衝破了晚唐五代以來專寫男女戀情、離愁別緒的舊框架，擴大詞的題材，提高詞的意境，把詩文革新運動擴展到詞的領域裏，但凡懷古、感舊、記遊、說理等向來爲詩人所慣用的題材，他都可以用詞來表達，這就使詞擺脫了僅僅作爲樂曲的歌詞而存在的狀態，成爲可以獨立發展的新詩體。如《江城子·密州出獵》，寫他在射獵中所激發的要爲果殺敵立功的壯志：【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崗。爲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又如《浣溪沙·徐州石潭謝雨道上作》，寫出了一幅充滿浪漫氣氛的農村生活的圖景，都是他以前詞家的作品裏所少見的。下面兩首詞向來被認爲最能表現他的風格。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水調歌頭》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琉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故果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念奴嬌·赤壁懷古》
在前一首詞裏，蘇軾幻想瓊樓玉宇的“高處不勝寒”，從而轉向現實，對人間生活寄於熱愛。後一首描寫了赤壁戰場的雄奇景色和周瑜、諸葛亮等英雄人物的形象，給人以壯麗的感覺。他寫這些詞時正在正至上受到挫折，因而流露了沉重的苦悶和人生如夢的消極思想，然而依然掩蓋不住他熱愛生活的樂觀態度和要爲果家建功立業的豪邁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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