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邓广铭：细细把关
邓广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宋史专家，与黎先生同岁，是黎先生的好友，所以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决定出版《细說元朝》等四本书时，黎先生推薦了邓先生来写序。邓先生欣然应允。从1996年6月到1996年8月，邓先生和书的责编崔美明女士为了序言一事通了多次信，在信中，邓先生不但与崔美明探讨序言应当如何写，還指出了书中的一些错误，并告诉崔美明怎样的問題应该怎样处理。因为邓先生当时看的是這几本书的台湾版，所以他要崔美明在做大陆版时注意改正书中的一些提法，如书中所用的一些地名是国民党时期的，现在已经不用了等等。邓先生细致到连第几页、第几行都一一标明，令崔美明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动万分。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97年12月，這四本书才出版，崔美明還来不及给邓先生寄样书，他就与世长辞了，最终沒有看到這四本书的大陆版。
顾毓琇：以诗代序
黎先生家学渊源，他与顾毓琇先生的弟弟是同学，与顾先生也极为熟稔。所以1998年当黎先生得知他的《细說三国》将要在上海出版时，便想到請顾先生来作序。但顾先生毕竟年事已高，无力再为书作序了，为表心意，顾先生特意抄录了他以前写的几首诗以代序，另外他還写了几句话說明自己的想法：“人类有文化，文化成歷史，歷史即文化……黎东方教授受业于梁任公先生。任公先生在清华讲《歷史研究法》，东方教授得其真传，留学巴黎，讲学美邦，著作丰富，发扬文化。”2000年《细說三国》出版后，崔美明给顾先生寄去了样书，让顾老在有生之年看到了黎先生這部著作的大陆版，而此时，黎先生已驾鹤远去两年了。
唐振常：缘悭一面
黎东方先生撰写的五部“细說中国歷史丛书”分两次在上海出版，而這两次都請唐振常先生写了序言。唐先生和黎先生虽素未谋面，但唐先生久闻黎先生的大名，所以当崔美明請他作序时，他很高兴地答应了。而远在大洋彼岸的黎先生看到唐先生的文章后，顿时将他引为知己，后来更与唐先生相约，請他为丛书的中段五部写一個长序。曾经，黎先生想亲自来上海与唐先生会面，但家庭医生鉴于他的身体状况阻止了他。他也几次写信請唐先生赴美，但唐先生最终也未能成行。两位文字之交始终缘悭一面。黎东方先生辞世时，只留下《细說秦汉》部分遗稿，为完成黎先生的遗愿，崔美明請大陆学者王子今、沈起炜、赵剑敏和虞云国分别完成了《细說秦汉》、《细說两晋南北朝》、《细說隋唐》和《细說宋朝》。现在，這套“细說中国歷史丛书”终于出齐了，四位老人若在天有灵，应该会感到欣慰吧。
●黎东方：完美的歷史說书人(虞云国)
史学何用？
若有人问，学史究竟有什么用，能否立竿见影地为增加GDP作贡献？我总有点心虚气短。尽管我会告诉他：史学是一种无用之用，读史可以明智，有助教化。明智包括诸如资治、垂训、借鉴、参考等方面，教化则主要是对人格情操的陶冶，增强歷史责任感。
但是，实现史学的這些社会功能，对一般读者而言，既不可能让他们去直接掌握纯学术化的史学前沿成果，甚至也很难要求他们去閱讀教科书式的歷史读物。社会民众需要歷史学者为他们提供一种既能触摸歷史又能喜闻乐见的形式，而不是那种令人生厌的高头讲章。
歷史知识如何普及，始终是史学的大课题。旧史学主要在三個路向上着手：一是歷史的蒙学化，例如题名北宋王令的《十七史蒙求》等；二是歷史的故事化，例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三是歷史的通俗化，例如清代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等。
自20世纪初叶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来，普及的努力也从未停止過。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歷史教科书》和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都是经典之作。這一体裁很快转型为史学著作新模式，也影响到其后歷史通俗化過程中的史话体。章節体最大优点便在于综合叙述，缺点是人为地分章立节，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歷史過程的整体性，其程式化也与时俱进，与大众对象便渐行渐远。
细說体：歷史普及化之路
通俗化的史学读物，以蔡东藩的演义体成绩最大。虽然個别细节還有虚诞的缺失，但总体上不失为严肃的史书。曾为民众喜闻乐见的章回体，在其手中得到了有效的改造，当时大有不胫而走的势头。就在演义体风头未衰之时，黎东方开始以细說体摸索着歷史普及化之路。
细說体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944年，黎东方在大后方开讲三国史事，继以《新三国》的讲义形式面世。当时，還沒有强势传媒电视台的加入，他都是预先公告，当场卖票，现场开讲。有两個例子可以說明其风头之健。其一，他能够以入场券的收入，包机从香港往返大后方开讲；其二，居然也有少数“黎迷”坐飞机追着听他讲史。联系到当时的环境与條件，他的牛气应该不在当今易中天之下。不同的是，黎东方是专业的歷史学家。
黎东方开讲《新三国》时，已有细說体之实，但细說体其名之立，则迟至十余年后《细說清朝》的问世。由此看来，细說体的成立，应是口头讲說在先，笔之于书在后。到《细說清朝》出，黎东方虽不再作口头的讲史，却仍将治史所得，以细說体的形式逐朝写来。直到去世，他已完成《细說元朝》、《细說明朝》、《细說清朝》、《细說民国建立》和《细說三国》。他的细說体不仅别开了一种史著新体裁，而且独辟了一條歷史通俗化的蹊径。
今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以上五种细說，以及据其遗稿整理而经王子今补编的《细說秦汉》，另外邀约作者续写的《细說两晋南北朝》、《细說隋唐》和《细說宋朝》，出齐了《黎东方讲史》。我有幸受邀续写《细說宋朝》，虽不免有狗尾续貂之嫌，但好在已治宋史二十余年，也不是绝无心得，故将其作为“学宋史的阶段性小结”(《自序》)。
唐代刘知几以才、学、识作为评判史家与史著的准绳。在揣摩黎氏著作与自己写作過程中，深感细說体对学术的要求，决不能因其通俗性而降低，也应在史才、史学与史识上有自己的追求。
史才、史学与史识
就史才而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在体裁的把握上。细說体是对纪事本末体与章節体的综合性的成功改造。综观各部《细說》，写法大致相似，取一朝重要事件、人物、制度、文化，因事命篇，治棼理丝，串联缕述。其立目以事件为最多，人物次之，而制度、文化类最少。這种分配是符合一般读者閱讀习惯的，事件、人物是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值得注意的是，细說体对立目人物的叙述，也克服了纪传体中履历表式的缺陷，无不以关键人物为中心，因事命篇而借以展开史事。其二，在成果的表达上。黎东方当时敢于售票讲史，也可推想其表达的魅力。但及至动笔写各朝《细說》，他自述写之不同于讲的艰难：“唯有把写成的文章一段一段地删，一篇一篇地撕了重写，才勉强敢拿出去。”典章制度枯燥复杂，考虑到对象，既沒有必要作窄而深的叙述，也不能让读者在了解一代全貌上缺了重要板块。合适的做法，一是設置少量最必要的题目，要言不烦、深入浅出地叙述关乎大局的一代典制；一是在细說有关事件、人物中，信手拈来、随分点染相关的制度名物。
以史学而言，主要表现也是两方面。其一，在歷史內容上必须真人实事。不做史实以外的任何想象，是一大原则。黎东方曾說：歷史這门学问，虽则有捕风捉影之嫌，却不可废；要紧的是，研究之时，在方法上不可不谨严。他恪守自己所立的原则：“写歷史，不比写小說。写小說，可以创造情节，把故事叙述得天衣无缝；写歷史，就只能抱残守缺，屈从材料本身的种种限制。”其二，在歷史细节上必须考订辨伪。既然细說的必须是信史，对互相抵牾的史料记载，就应考其真伪，定于一是。细說体中的考辨，大体分三种情况：一是主要利用前人精确无误的考据结论；二是当各家考证莫衷一是时，取其自以为合理之說，并简单点明理由；三是自己动手对前人未曾涉及的史实进行考证。无论何者，作者都必须拥有深厚扎实的史学根底。
以史而言识，也有两点。其一，全局观。“细說”当然不是什么都說，這就要求作史者有独断之学，关乎全局者详其当详，說透为止，无关宏旨者略其当略，点到即可。细說体立目行文的决断取去，要求作者对一朝大势能高屋建瓴，合各节文字，就能得见此朝歷史的全貌。其二，大见识。黎东方批评中国歷史学者“太注重求真，而忽略了求理”，强调的就是通识古今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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