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零二章 中國不會站到失敗者的一邊
中國終於向英國所期望的那樣安靜了下來，讓他們專心處理內部問題，一直到1904年之前，整整一年多的時間，中國都沒有任何大的外部動作。
唯一能夠稱得上大動作的事，是中日朝聯合指揮部在天津成立，自此中國就有能力直接控制三國的軍隊實行共同行動。
俄國人對此表示抗議，並聲稱保留追究中國奴役控制日本朝鮮國民的權力，開始爲戰爭尋找藉口，東北亞三國與俄國關係變得更加緊張。
雙方在國際上大吵大鬧了好一陣子，日本進一步的擴充陸軍，準備應對已經增兵到7萬人的俄國北海道集團軍，海軍也購買了6艘中國最新的風級魚雷驅逐艦。
中國的反應並沒有日本那樣激烈，雖然嘴仗打個不停，但是水面艦艇擴張並沒有加快，也沒有新的主力艦下水。
這主要原因是，王啓文發現隨着合作協議的推進，國內出現了一點不太好的苗頭，那就是中國政府以及軍隊中有一些人在思想上離德國人有些太近了。
這可能是因爲自己近期出於對英戰略考慮而更加靠近德國的態度讓一些人產生了誤判，誤以爲中樞下一步就是與德國結盟。
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甚至超過了中俄可能在近期就爆發的戰爭，如果不加以控制，這些政府中的親德派就有可能試着讓中國拐入深淵，這是王啓文絕對不能夠允許的。
而英國人對此也有了警惕，很有可能當面提出這個問題，甚至要求中國中樞打壓親德派，這樣會讓中樞的威望受損，所以，王啓文準備先遏制國內的親德派勢頭再說。
作爲打壓親德派的重要一步，王啓文必須與幾乎和內閣總理沒什麼區別的唐紹儀合作，先規定他所處的位置。
不過唐紹儀顯然比王啓文還要關注國內親德派的問題，或者說唐紹儀一直在關注國內那些野心家，他發現國內有些人專門從中樞的對外政策上摸索中樞的喜好。
唐紹儀不關心這些人想要以此得到怎樣的位置，他只關心這些人會不被幹擾國家政策，所以他主動找到王啓文來探討國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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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先生，中國與德國最主要的區別實際上只有一點，那就是中國的外交是獨立的，它只爲爭取國家利益服務，並在國家戰略中長期佔據主導地位，這一點與英國類似。
而德國的國家戰略重點是軍事和殖民地的擴張，德國的外交只是爲前者服務，這讓德國國家戰略成爲了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
這導致的嚴重後果是，德國根本沒有外交戰略只有失敗的外交政策，國家戰略就是軍事戰略，而這樣的國家戰略在維也納會議時就被證明是失敗的。
德國外交成爲對戰爭和殖民服務的工具，這讓德國政府在遇到國際危機時變得越來越具有冒進、威脅性。
這種冒險加威脅的外交首先就體現在1896年的克魯格電報事件上，德皇威廉向德蘭士瓦共和國克魯格發電報，祝賀他們擊退侵略者。
本來此事與德國無直接關係，但德皇想借此給予英國人教訓，以表達一種英國離開德國是一種不理性的行爲的姿態以此逼迫英國與德國合作。
這樣極度不信任這樣的冒險行動極大的惡化了兩國關係，這一舉動非常具有挑戰性，他很快感受到了英國的重壓。
英國人感覺到德國人巨大的“敵意”和“侮辱”，最後德國不僅沒有實現目標，反而引起了英國的怨恨，德皇不得不向英國王發電道歉。
1898-1901年，英德兩國進行了三次結盟談判，英國實際上已經放棄了光榮孤立政策，然而德國卻並沒有考慮到自己在國力以及影響力方面的弱勢，
主動尋找和放大兩國關係中的共同點，致使兩國戰略目標相距太遠而難以調解利益，索爾茲伯裏也更加的不信任德皇威廉二世。
要知道，英國在此期間經歷了與法國的1898年的法紹達危機，1899-1901年的英布戰爭，美國的戰略競爭壓力等事件，國力消耗非常巨大。
外加上我國在中日戰爭，美西戰爭前後出於拉攏目的而讓德國人在遠東有一定力量輻射後，英國人其實是有想借助德國的力量平衡法俄，並在遠東地區與德國合作的心思。
但德國人卻一心關注法俄兩國靠近後帶給德國的危險，根本不考慮其他的問題，如果和這樣的國家靠的太近，中國就相當於是主動靠近了失敗。
所以，我希望總統先生能夠儘快的遏制國內親德派的勢頭，我們需要與德國保持一定的距離，尤其是在政治上，一定要和德國人劃清分界線。”
王啓文默默聽着唐紹儀的分析，心中對於這位外交部長更加的滿意了，他完全看透了德國外交的本質，也看到了德國必然失敗的結果，
而更重要的是，唐紹儀敢在自己這個中國最大的親德派面前如此直白的闡述中德靠近的危害，僅這一點，就讓王啓文相信唐紹儀完全可以承擔更重的擔子。
“德國人在失去了俾斯麥後，也失去了他們的外交遠見，德國領導階層之後再也沒能理解英國傳統的外交政策。
僅從這一點來說，我就不會讓中德突破現有的關係，中國也永遠不會上德國人的戰車。”
王啓文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而唐紹儀在聽到王啓文的話後，他的臉色明顯緩和了下來。
“中國再也經不起失敗了，我們從1840年起墜入深淵，用了大半個世紀才艱難的爬起來，我絕不會讓國家因爲一次政策上的失誤重新墜落深淵。
所以，中德關係是有一個底線的，無論是誰也不能踏過這個底線，在這一問題上，我可以向唐部長保證，中國是絕對不會追隨失敗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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