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着《史記》

作者:文明觀測員
司馬遷,生於夏陽(今陝西省韓城市),其父司馬談曾任太史令一職。自幼年起,司馬遷便隨父親至長安接受教育,勤奮研讀各類典籍,對於書中不解之處,他總是悉心鑽研,或向長輩請教,務求明辨無疑。年至弱冠,司馬遷意識到僅憑案頭閱讀無法滿足他對知識的渴求,於是毅然踏上旅程,遍訪全國各地,親臨歷史現場,考察名勝古蹟,積累了豐富的實地見聞。他曾在浙江會稽瞻仰過大禹當年召集部族首領會盟之地,於長沙汨羅江畔追思憂國憂民的詩人屈原,還在山東曲阜目睹孔子講學的遺蹟,並在沛縣聆聽了關於漢高祖劉邦起兵的歷史故事。這些親身經歷極大地拓寬了他的視野,深化了對中華文明的理解,爲其日後着書立說奠定了深厚基礎。

  結束遊歷後,司馬遷返回長安,獲漢武帝任命爲郎中官,並陪同武帝多次出巡,以及奉命前往雲南、貴州、四川等地調查民情,收集一手資料。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病逝,司馬遷繼任太史令,得以接觸更多珍貴文獻。他在積累和整理多年史料後,決意撰寫一部涵蓋黃帝時代至漢武帝時期的宏大史書。在此之前,他還需協助完成“太初曆”的修訂工作。至公元前104年,司馬遷與天文學家鄧平等合作,終將“太初曆”編制完成。

  接下來,司馬遷全力投入到史書的編纂工作中。公元前99年,漢武帝遣李廣利率軍抗擊匈奴,卻遭遇慘敗,幾乎全軍覆沒,唯有李廣利倖免於難。與此同時,李陵帶領五千步兵與匈奴苦戰,雖以少勝多,但因部下的背叛和孤立無援,最終寡不敵衆,李陵本人被匈奴所擒並被迫投降。

  消息傳至長安,朝野震動,漢武帝及羣臣無不憤慨。在詢問司馬遷對此事的看法時,司馬遷深思熟慮後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爲李陵以五千之師對抗匈奴大軍,展現出英勇無畏的氣概,雖然戰敗被俘,但其戰績不容抹殺,且投降可能是權宜之計,伺機再反擊匈奴。然而,武帝誤以爲司馬遷此舉是在影射和袒護李廣利,加之司馬遷言論觸及了武帝寵愛妃子的兄長李廣利,武帝盛怒之下將司馬遷投入大牢,並交由酷吏杜周審訊。杜周對司馬遷施以各種酷刑,但司馬遷始終未曾屈服,堅持自己的見解並無過錯。

  不久後,傳言李陵帶領匈奴軍隊攻打漢軍,漢武帝勃然大怒,不僅下令誅殺了李陵全家,還對司馬遷處以極其殘酷的腐刑。面對身心的巨大摧殘,司馬遷內心幾近崩潰,他一度想要以死解脫,但考慮到尚未完成的着作理想,他又陷入了深深的矛盾與掙扎之中。

  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偉人在逆境中創造出卓越成就的例子。周文王在困厄中創作出《周易》,孔子在周遊列國受困陳蔡之際寫下《春秋》,屈原在流放過程揮灑筆墨鑄就《離騷》,左丘明在失明狀態下完成了《國語》,孫臏遭受臏刑仍毅力奮筆,撰寫了《兵法》。這些事蹟深刻表明,個體在承受苦難之時,往往會激發出超乎常人的潛能,實現非凡的創新與貢獻。司馬遷正是深受這些先賢事蹟的鼓舞,雖然身處困境,卻更加堅定地要完成自己的史書巨着,縱使面臨重重困難,也矢志不渝。

  公元前96年,正值漢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此時司馬遷已步入五十歲。出獄後的他再度被任命爲中書令,儘管許多人對此頗有微詞,認爲他倚老賣老,但司馬遷並未受此影響,他全神貫注地投入到史書的編纂工作中。

  直至公元前91年,司馬遷終於完成了鴻篇鉅製——《史記》的撰寫和修訂。

  這部《史記》共計一百三十篇,內容架構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和四十列傳,總計約五十二萬字,成爲了後人研究從史前至漢武帝時期歷史不可或缺的權威文獻,被譽爲“實錄、信史”。該書更是得到了現代文化巨匠魯迅的高度評價,稱其爲“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並與後世的《資治通鑑》共同被譽爲中國史學的“雙璧”。

  《史記》詳盡記載了一系列着名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蹟和重要歷史事件,司馬遷在記述時展現出超越時代的深刻見解,比如他在敘述農民起義領袖陳勝、吳廣的事蹟時,充分認可他們的歷史貢獻,並對廣大底層民衆的悲慘命運深表同情。《史記》的文字描繪栩栩如生,人物個性鮮明,故事情節引人入勝。正是因爲司馬遷在《史記》中的傑出成就,他被後人尊稱爲“史遷”、“史聖”,並與司馬相如並稱爲“西漢文章兩司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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