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
在“貞觀之治”的輝煌歲月裏，社會秩序達到了令人矚目的安定水平。當時的政治環境清明，官員們恪盡職守，百姓們安居樂業，生活富足，衣食無憂。違法犯罪的行爲極其罕見，一年的時間內，全國被處決的囚犯數量僅有幾十到幾百名，這在幅員遼闊的唐朝來說，無疑是一個令人讚歎的奇蹟。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年歲末，李世民展現出了他深厚的仁政情懷。他下令允許二百九十多名囚犯回家處理家中事務，並承諾他們可以在次年秋天返回接受處罰。令人驚訝的是，當第二年的秋天到來時，這些囚犯都如約返回，沒有一人逃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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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貞觀之治”這一盛世時期，商業活動也呈現出了顯着的繁榮。雖然封建王朝傳統上傾向於“重農抑商”，強調農業作爲立國之本，從而限制商業的發展，導致農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而商業相對滯後。但在唐太宗的治理下，他並沒有完全忽視商業的重要性。
唐太宗在保持對農業重視的同時，對商業給予了積極的支持和鼓勵。他認識到商業在促進國家經濟繁榮、增強國家實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通過一系列政策鼓勵商業活動。這些政策包括減少商業稅收、提供商業發展的便利條件等，從而大大激發了商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
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商業活動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許多商業城市如雨後春筍般涌現，不僅首都長安和東都洛陽成爲了繁華的商業中心，揚州、廣州、涼州（今甘肅武威）等地也迅速崛起，成爲了享譽中外的商業城市。
在“貞觀之治”的盛世下，唐朝的國界前所未有的開放。來自世界各地的使節，目睹了唐朝的繁榮景象和璀璨文化後，無不對這片土地心生敬仰。唐太宗深信唐朝乃世界之巔，因此對外國人的到來採取了極爲寬容和友好的態度，幾乎沒有任何限制。
外國人在唐朝的生活異常自由與輕鬆，他們彷彿置身於自己的國家，毫無拘束之感。他們不僅可以在唐朝自由地進行商業活動，累積財富，甚至還能參與政治，擔任官職，爲唐朝的繁榮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無論是唐朝的統治階級還是普通百姓，都以一種包容和接納的心態，將外國人視爲自己的同胞。
“貞觀之治”盛世的出現，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首先，唐朝是在推翻隋朝殘暴統治的基礎上建立的政權。唐太宗李世民深刻汲取了隋朝覆滅的教訓，對民生福祉給予了極高的關注。他即位後，立即推行了減輕賦稅和徭役的政策，旨在給予飽受戰亂之苦的老百姓喘息和恢復的機會，讓他們能夠安居樂業。
其次，唐太宗實行了“府兵制”。這一制度巧妙地將農民與士兵身份相結合，農民在農忙時耕作土地，農閒時則進行軍事訓練。戰時，士兵自備馬匹和武器，這種安排既確保了兵源的充足，又減輕了國家的軍費負擔。同時，通過將士兵與將領分離，有效防止了將領擁兵自重、割據一方的風險，確保了國家的統一和安全。
再者，唐太宗恢復了“均田制”，這一政策使許多農民獲得了土地，滿足了他們對土地的基本需求。這一制度對地主豪強兼併土地的行爲起到了制約作用，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爲國家稅收的穩定增長奠定了基礎。
在法制建設方面，唐太宗極爲重視依法治國。他堅信法律是國家的基石，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普通百姓，都應遵守法律。他以身作則，樹立了法律的權威，使得全國百姓都能遵守法律，社會秩序井然。
此外，唐太宗非常注重人才選拔和言路暢通。他繼承了隋朝的科舉制度，並進行了革新，增設了考試科目，擴大了應試範圍。這些舉措爲朝廷選拔了一大批有才能的人才，使得他們能夠爲國家的繁榮做出貢獻。
唐太宗曾言：“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句話深刻體現了他以民爲本的治國理念。正是基於這種思想，他才能夠開創出“貞觀之治”這一輝煌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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