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了不起的蓋茨比》發售
正如李立文所料，封禁《2184》後，反而促使這本書登上了神壇。
驢家以及白房子的的壓力越來越大。
11月1日，《了不起的蓋茨比》按照原定計劃，全球統一發售。
因爲《2184》被封禁的原因，李立文原本以爲不會那麼容易在米國拿到版號。
但是萬萬沒有想到，在象家和好萊塢部分資本家的操作下，《了不起的蓋茨比》竟然能夠正常發售。
不僅如此，也正是因爲《2184》被封禁的原因，《了不起的蓋茨比》在米國掀起了報復性消費。
你越不讓我看，我越要看。你越不要我買，我就越要買。《2184》買不到，那我就買《了不起的蓋茨比》。
這種強烈的逆反心理讓《了不起的蓋茨比》的銷量持續攀升，成爲了一種社會現象的象徵。
這一現象可把李立文樂壞了。
11月4日，僅僅花了三天的時間，《了不起的蓋茨比》在米國的銷量突破了80萬冊。
有關於這本書的評價和討論在互聯網上也如潮水一般涌來。
“所有偉大的小說，最終都會指向一個方向，虛無。所有的人生，都有一個共同的結果，夢碎，人亡。毫無疑問，《了不起的蓋茨比》是一本偉大的小說！”
“自以爲自己追求的真善美，其實不過都是些假惡醜而已！”
“上流社會的糜爛和虛僞在這本書中，展現的淋漓盡致！”
“一場浮華的宴會，一羣聚散的飛蛾，一盞不滅的綠燈，一個觸不可及的舊夢！”
“你以爲這是本愛情小說？不，並不是！這是一本從烏托邦視角出發，揭示米國夢的破滅！”
“李立文的筆觸細膩而深刻，他用一個時代的縮影，讓我們看到了人性的複雜與社會的殘酷。”
“這本書是對20世紀20年代米國社會的深刻反思，它告訴我們，無論財富多寡，幸福和滿足永遠不是金錢能夠買到的。”
“《了不起的蓋茨比》是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它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成爲了永恆的話題。”
“在《2184》被封禁的背景下，《了不起的蓋茨比》的發售顯得尤爲特別，它不僅是一本書的勝利，更是思想自由的勝利。”
在11月10日，《華盛頓郵報》上發表了一篇由社會學家萊特·吉丁斯撰寫的專欄文章，題爲《米國夢的破滅》。
吉丁斯在文中描繪了二十世紀初米國的複雜多元社會背景，一個經濟繁榮與社會變革、道德觀念混亂交織的時代。
他指出，那個時期的“米國夢”不僅代表了人們對成功、財富和幸福的渴望，也體現了米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
然而，隨着社會的演進，米國夢逐漸顯露出其脆弱和虛幻的本質。
吉丁斯以《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主人公爲例，蓋茨比是一個懷揣米國夢的普通青年，通過不懈努力和奮鬥試圖實現夢想，但最終發現夢想建立在虛幻和假象之上，導致了悲劇結局。
作者李立文運用精湛的敘事技巧和簡潔有力的文筆，生動描繪了蓋茨比的個人悲劇，並揭示了繁榮背後米國社會風氣的腐朽和道德倫理的缺失。
米國夢的概念最早由詹姆斯·亞當斯在1931年的著作《米國史詩》中提出，描述了一個理想：在米國這片土地上，每個人的生活都應當變得更好、更豐富、更充實，每個人都有機會憑藉自己的能力和成就獲得成功。
然而，現實中的米國並非如此。
實際上，米國夢往往被視爲一種虛幻的理想，與烏托邦的概念不謀而合。尼爾森指出，自米國成立以來，米國人的意識形態便與烏托邦思想緊密相連，夢想着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
隨着時間的推移，烏托邦的概念也在不斷演變。一些人認爲烏托邦是社會共同追求的價值，而另一些人則視其爲個人的自我選擇。有人認爲烏托邦代表着希望，但也有觀點認爲它代表着幻想和絕望。
吉丁斯傾向於後者，認爲無論是“米國夢”還是“烏托邦”，在殘酷的現實面前都顯得遙不可及，因爲它們未能深刻反映當時社會的實際狀況。
社會環境對個人追求和價值觀的影響是巨大的。米國社會的浮躁和享樂主義風氣使得米國夢變得虛幻而遙不可及。
通過描繪蓋茨比的命運，李立文成功地揭示了這種幻想的破滅是理所當然的。
萊特·吉丁斯深入探討了《了不起的蓋茨比》與《2184》之間的關聯，以及這兩部作品對當代社會的啓示。
他指出，《了不起的蓋茨比》通過描繪20世紀20年代的米國社會，揭示了那個時代的虛榮與浮華，以及人們對於財富和地位的盲目追求。而《2184》則以一種更爲極端和誇張的方式，展現了未來社會中個體自由和思想被壓制的景象。
萊特·吉丁斯認爲，儘管兩部作品的時代背景和表現手法不同，但它們都對“米國夢”這一概念提出了質疑。
《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蓋茨比雖然富有，卻無法通過財富獲得真正的幸福和愛情，而《2184》則描繪了一個極端的反烏托邦社會，其中個體的自由和思想被徹底剝奪。
他進一步指出，儘管《2184》被封禁，但其影響力並未因此消失，反而激發了公衆對於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渴望。
《了不起的蓋茨比》的發售，不僅是一次文學事件，更是公衆對於自由表達權利的一次集體聲援。
萊特·吉丁斯呼籲社會反思，不應讓恐懼和審查成爲限制思想自由的工具。
文章最後，萊特·吉丁斯引用了《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一句話作爲結尾：“我們奮力前行，小舟逆水而上，不斷地被浪潮推回到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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