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6章 法軍的戰地醫療體系
不僅如此，法國人還在1772年和1788年，有過兩次推動醫療系統現代化的努力，這些都是歐洲各國紛紛效仿的典範。
回到眼下，共和國-軍隊的戰地醫療體系，大體上也延續了波旁王朝時代的做法，即分爲戰場救護所、野戰流動醫院與後方總醫院（綜合醫院），這三級醫療救護保障系統。
當然了，如果分得更細一點，還可以算上分佈於巴黎、里爾、里昂、梅斯、奧爾良、馬賽、南特、魯昂、圖盧茲、第戎、斯特拉斯堡等各個大城市裏，具有康復、療養、撫卹與紀念性質的榮軍院。
依照法軍總醫院的首席軍醫官，佩爾西上校發佈的“戰場救護指南”：一旦士兵受傷之後，首先是由戰地救護所的醫護兵進行初步的緊急包紮；然後，通過專門的急救車，在3到5小時內送到師級或軍級的野戰醫院，歸於主任醫生診治分類，交給臨牀醫生進行相應治療；最後，需要進行後續治療的士兵，則在48到72小時內，轉送後方綜合醫院，也就是位於科布倫茨的總醫院。
至於擔當醫護兵的人選，除了專業醫學院出來的實習醫生，懂得救護常識的女護士、女商販或是隨軍神父外，還有經過戰地總醫院或野戰醫院短期培訓過的士兵，爲此後者將額外獲得一份軍餉。
在大革命之前，法國-軍隊習慣以旅或團爲單位，設置一個野戰醫院。每一個團都設立一個野戰醫院，配置一個醫生，一個醫生助手，一個醫療管事。
但事實證明，這種醫療救護的效率並不好，尤其是在戰事異常激烈的法國大革-命戰爭時期。
於是在佩爾西軍醫官的倡議下，從1794年開始，野戰醫院逐步被上調到師或軍一級。每個野戰醫院必須確保有一名主任醫生（中校或上校），8到18名臨牀醫生（上尉或少校），15到36名的助理醫生（少尉或中尉），而且要有一個醫療管事（上校軍需官），負責醫療補給與對外聯絡。
換言之，處於戰地醫療中堅力量的師級野戰醫院中，其專業醫生24人，而軍一級爲55人。之前由於設置單位碎小而導致的資源分散和凌亂，逐步得到了糾正。如果算上實習醫生、藥劑師與麻醉師，醫生人數還將增加40%，官兵與醫生比例將達到1萬：33。
需要說明的，這些不過是字面上的數據，即便是優先級最高的德意志戰場上，官兵與軍醫的比例也不過是1萬：20，少了一半多。但在另一方面，法軍的戰地醫院系統，依然是在歐洲各國軍隊中，無論是醫療技術、醫院環境與醫護配屬比，最高或最好的。
以至於在戰場上，聯軍一旦獲得法軍的醫護人員就如珠似寶，不僅以對待貴族軍官方式善待，還會竭力慫恿他們“叛逃己方”。
只不過，法國的軍醫官在德意志聯軍的戰地醫院裏幾乎無法適應。因爲在德國人那邊，不僅軍醫官的地位不高，很多高級軍官對於現代醫療的認知，表現的非常愚昧無知。他們習慣性的認爲祈禱神明上帝，比起手術醫治更容易獲救；
此外，配屬軍醫官的醫生助理或是實習醫生，大都不是專業醫學院畢業的學生，而是半路改行的，不僅理論知識欠缺，其實操能力更是非常差勁。很多時候，聯軍戰地醫院裏的所謂醫生，他們的醫學常識甚至還不如法軍野戰醫院中的一名普通護工。
更爲糟糕的，聯軍醫院在醫療器具，消毒設施，藥品藥物都非常短缺。所以，一等戰事稍稍平息，法國-軍醫便要求重新迴歸法軍。
至於軍中的護士數量，通常是醫生人數的1.5到2倍左右，由主任醫生和醫療軍需官共同負責。此外，憲兵隊負責野戰醫院的安保工作。
不久之前，在拉雷軍醫官的積極建議下，一種稱之爲“飛行救護車”成功製造出來，並運用到戰場上的醫療救護。
這種車輛是一種輕型、裝有強力彈簧的封閉式馬車，擔架懸於車廂內。車廂的一側可以完全打開，以便重傷者可以平躺着進出，無需調整。繃帶和藥物裝在車廂的特殊隔間和側包中。
拉雷曾建議給戰場救護車隊，配置一名外科醫生，一名軍需官，一名鼓手，24名步兵。如此以來，就能向傷員3小時或是12小時內提供外科手術，又能相對舒適地撤離傷亡人員。
然而上述建議，卻遭遇總軍醫官佩爾西的堅決反對，他認爲給救護車隊配屬軍官和士兵的方式，會賦予戰地醫生一種武裝者的身份，更容易招致敵方士兵的故意侵害。
等到兩位優秀軍醫官的激烈爭論，傳到安德魯統帥的耳邊時，第一執政也不得不直接下場干涉，平息這個敏感話題。
首先的，安德魯接受了拉雷提出“飛行救護車”的建議，但車隊配屬的醫生、救護員、馬車伕與搬運工等，必須是沒有攜帶武器的非武裝人員。通常狀態下，所有人不得身穿軍服（負責醫院安保的憲兵除外），而必須身穿白大褂（醫護人員），以及灰黑色外套（車伕和護工）。
此外，第一執政模仿馬耳他島上的軍事醫療騎士團旗幟（紅底白十字架），建議在救護車上插有一面醒目的白底紅十字旗。此外，每一名出現於戰場的醫護人員，在他們左肩上的袖章，同樣也是白底紅十字的標識。
爲此，安德魯授予佩爾西上校代表法軍統帥部，向德意志聯軍司令部與軍醫官們，發出了一份公開倡議：希望雙方武裝軍事人員不要主動襲擊，任何懸掛或是佩帶有“紅十字旗幟和袖章”，因爲他們屬於救治傷病員的車輛，以及救死扶傷的非武裝人員。
在傳統的野戰醫院裏，外科醫生將根據軍銜大小來依次治療傷員：軍官首先治療，接着是士兵，俘虜放在了最後。
數週前，閒不住的拉雷軍醫官再度向第一執政提出建議，要求在進行治療時完全不考慮等級和敵我，“只是根據病情的輕重緩急，來評判治療的順序”。
作爲軍級野戰醫院負責人的拉雷醫生清楚，那些受重傷的人，如果能在受傷之後的一小時內接受手術，將有很大的生存機會，因此他認爲“那些受到重傷的人必須首先得到照顧”。
在思索片刻，並徵詢了督政-府同僚與部長們的意見之後，安德魯隨即以第一執政官的身份，向戰地總醫院的負責人佩爾西上校，轉發了拉雷軍醫官的“分診”建議。
很多時候，穿越者懷疑佩爾西與拉雷二人屬於“八字不合，天命相剋”，一件小事都能鬧得水火不容。不過，一貫惜才的執政官又不願意處罰兩人中的任何一個，於是他自己就充當了中間人。
回到拉雷軍醫官的建議上，安德魯也強調在同等狀況下，己方受傷官兵的優先救治原則。
另一方面，在佩爾西總軍醫官要求下，安德魯否決了拉雷要求所有重傷員必須在1小時內實施手術的建議。因爲這在硝煙瀰漫的戰場上根本做不到，即便是修訂過後的3到5小時，也是勉爲其難。
此外在安德魯看來，戰壕裏的糟糕環境，根本達不到實施手術的基本消毒標準，容易造成一次次的醫療災難。
當年，安德魯率部遠征加泰羅尼亞期間，有數據統計證實，在非消毒環境下匆忙接受外科手術的官兵，其未來兩週內的存活率僅有30%到40%左右（其他戰場存活率更低），可傷員一旦轉運到環境較好的野戰醫院實施手術，其存活率將提升到70%到80%。
不同於野戰醫院的流動性質，坐落於科布倫茨的後方綜合醫院建於1795年6月，是依照安德魯執政官的命令建造的，是一所集醫療、教學、科研於一體的大型綜合性醫院，科布倫茨綜合醫院也是巴黎、斯特拉斯堡、里爾、梅斯和蘭斯醫學院的重點實習基地。
事實上，科布倫茨戰區總醫院就是法蘭西醫學院巴黎第一附屬醫院的一個翻版，包括外科、內科、骨科、康復醫療、藥劑科、麻醉科、皮膚科、口腔科與五官科，甚至連普惠隨軍家屬及周邊居民的急診科、婦產科、小兒科等，都應有盡有。
在建造格局上，總醫院的所有房屋都是兩邊開窗，便於通風。而且醫院內外、病房與手術室的衛生消毒也是嚴格實施。
與後方綜合醫院不同，野戰醫院的性質決定了它屬於一座流動的“帳篷醫院”。
得益於標準化的實施，野戰醫院的建設非常快，一般只需要一天時間，它的所有東西都是裝在一個個箱子裏面，功能以每個箱子的顏色進行區分，綠色箱子代表門診部，紅色箱子代表住院部，黃色箱子代表手術室。
至於上述物件的運輸工具，除了傳統的大帆布馬車，如今更多的，則是在萊茵河及其衆多支流，暢通無阻的蒸汽運輸船。
野戰醫院的內部講究衛生、穿戴，房間很少雜亂無章，從整齊排列的病牀看的確能說明這點。一列病牀有分隔的標記，表明是將病患者根據病情的輕重程度分類。
至於病室大都寬敞明亮，空氣流通，數量多卻整整齊齊的病牀分列兩旁。室中間放置一桌一椅，供護士記錄或操作時用。
當然，如果前線的戰事過於頻繁，必然會導致野戰醫院爲了及時搶救更多傷員，不得不越來越靠近戰場，導致醫院的內外環境大打折扣。
1792年，對外戰爭爆發時，法國-軍隊約有內科醫生、外科醫生、藥劑師和醫療助手4幹名。其中約有8百名是外科醫生。
然而，他們的作用是有限的，水平也不高，隨軍外科醫生抱怨藥品、繃帶和牀位的缺乏。戰爭的頭18個月，法軍在戰場上損失了600多名醫生，另外還有很多失蹤在革-命動亂中。
到1793年上半年，軍隊已擁有大約2750名內外科醫生。但因爲同年晚些時候軍隊規模的迅速擴展，救國委員會於8月頒佈了一項法令，規定所有18至40歲的內外科醫生、醫學生和藥劑師都在服兵役範圍內。而這一規定，延續到了安德魯與督政-府時期。
只是在1793年年底，國民公會忽然關閉了法國所有大學、學院和專科院校，也包括18個醫學院和15個外科專科學校，因此阻礙了對更多軍隊醫務人員的培養。
與此同時，爲了隨時有可替換的醫生羣體，國民公會在關閉醫學院的同時，又特別批准在斯特拉斯堡、里爾、梅斯和土倫的軍事醫院裏培訓助理外科醫師。其顯然不會產生多少新醫生。
相反的，任何對醫學稍有了解的人都會被任命爲軍隊外科醫生，到1793年底，共和國軍隊的醫生人數上升至4幹人。雖說醫學能力堪憂，好在這些軍醫官的實踐機會多，只要自己不太笨或從內心抗拒，在經歷多次失敗的手術後，也能勉強成爲一名軍醫。
等到熱月政變，尤其是安德魯執政開始，法國在1795年時，不僅重新恢復了18個醫學院和15個外科專科學校，還在斯特拉斯堡、巴黎和蒙彼利埃設立三所國立衛生學校，三校每年可以培養七八百名醫學生，主要以內科和護理爲主。
在1796年的德意志戰爭重新開始之際，儘管熟練度還有待提高，服務於七十萬法國-軍隊中的醫務人員，包括內外科醫生、助理外科醫師、藥劑師與職業護士，數量已經達到了可觀的9幹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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