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5章
有人會說，王安石不該生氣。兩次有區別，上一次是司馬光自己的意思，這一次是替皇帝說話，所以前言不達後語，也沒什麼奇怪。
不，細想很卑劣。
第一他可以不寫，宋朝的兩制官有權不寫自己認爲有錯的詔書；第二，他寫時爲了泄私憤加重了語氣。弄得後來神宗得替他擦屁股，請王安石出來繼續變法時，得親自道歉。
——“詔中二語，乃爲文督迫之過，而朕失於詳閱，今覽之，甚愧！”
堂堂一國之君，以官方文件向臣子道歉，這是兩制官的奇恥大辱，換誰都得自動辭職。司馬光不，他寫得非常來勁，還要繼續。神宗實在沒辦法了，派人通知他，你現在是樞密副使了，主管的是軍事，這些民政條例與你無關，趕快閉嘴。
司馬光仍然不，臣現在還沒去上任，還是翰林學士，這是份內的事。
結果王安石出來上班，第一件事就是代表政府同意了司馬光的辭呈（慣例，上任前先推辭），把他的兩府之夢打碎；第二件事纔是向反對派大反擊，以制置三司使條例司的名義駁斥這段期間反對派的種種言論，向全國顯示自己的合法地位。
從這時起，到熙寧四年年底，近一年半的時間裏，宋朝發生了數不盡的爭吵，無數的官員浮沉升降，各種新舊法的頒佈廢除，總之亂得跟一大堆亂麻一樣，不過經過精心梳理，還是能找出一根貫穿始終，爲什麼當年一定是這樣發展的而不是那樣形成的主線。
青苗法的成敗是變法派與反對派勢力消漲的一大分界點。從這時起，司馬光被壓制在兩府高官之外，韓琦的權力萎縮到大名府一城之內，稍後一段時間，歐陽修也退休回家，徹底休閒。開封城內能叫得響的仁、英兩朝名臣，只剩下了一個人。
文彥博。
這個人在仁宗朝顯示了足夠的強硬，在英宗朝隱忍得非常成功，剛柔兩方面都修煉到一定程度之後，他在神宗朝的表現非常微妙。他再也不會喊打喊殺不可一世了，但是發揮的功能，卻比韓琦這次正面攻擊青苗法更加成功。
搞掂這些名臣，王安石的日子沒有變得好過，而是突然間陷進了暴風雨一樣迎面砸來的板磚裏。這次的打擊和名臣們用聲望，用經驗，用各種有風度有面子的方法，通過皇帝來打壓王安石完全不一樣了，這些人是什麼話都敢說，說什麼都合法的。
宋朝的臺諫官們。
這一批的臺諫官是英宗死後，重新提拔上來的，非常符合韓琦、司馬光、歐陽修等人的審美觀點的人。他們來自五湖四海，都擁有同一個奮鬥目標。那就是神宗朝以前的宋朝是完美的，是和諧的，是隻適合微調，絕不能大動修改的，王安石你是錯的！
名臣們倒了之後，他們提出各種疑問，其中最鮮明、最經典的一句是——以前認爲是好的，現在都變成壞的了。像韓琦、司馬光等等公認的仁人君子，難道突然間都變成了奸邪？一個例外的都沒有？！
這句話對沒有改革經驗的神宗皇帝打擊非常大，剛剛緩過來的改革熱情差點再被澆溼，其實別說是他，就連後來千百年間的歷史學者們也同樣被震撼了。是啊，難道都變質了？一個好的都沒有？
從宏觀上看，根本不可能嘛。
於是王安石的作法，新法的功能，鬥爭的正確與否都被畫上了問號。其實這非常簡單，現代知識告訴我們，判斷任何事物都要有一個參照物。比如你在散步，相對於靜止的花園樹木，你是動的。和與你同速行走的朋友，你們又都是靜止的。
同樣的道理，韓琦等名臣是君子，那是相對於舊時代，和呂夷簡等“奸邪”來說。到了神宗朝，新法變動時，他們不和時宜了，不是奸邪、絆腳石是什麼？
很簡單的問題，可是宋朝當時的言官們看不清，或者利益相關，懂了也不說。後來的史學家們看不清，尤其是近現代的人還這樣說，悄悄地講，那也沒什麼奇怪，世界上永遠有階級存在，永遠有士大夫的同族人生存，歷史作爲一門學問，總是會成爲工具，被一代代的人所利用……
簡短節說，在半年的時間裏，孫覺、李常、張戩、王子韶、呂公著、程顥等臺諫官被貶出京城，趙抃這位追求風度的副宰相辭職到杭州當官，司馬光也被罷免官職，出任永興軍。首相曾公亮也以年老辭職了。
至此，變法派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可是後來的敗因也在這裏深深地種下了。提問，在雙方對立的局面下，把敵人都趕到下面去，是個理智的做法嗎？
要知道，不管你的法令有多高明，總要中下層的官員去實行。以後發生的事證明，新法，幾乎每一個新法，都在執行時走了樣。這是單獨存在的問題嗎？和這些貶到地方上的反對派官員們有沒有關係？
上面列出的人名很少，宋朝的地域是廣大的，有人會說，他們完全達不到在下面搗鬼，阻撓新法的作用。可是官官相護懂嗎？尤其是學同樣的文章，考同樣的題目，作同性質官員的人們，他們的思維是有一同方向的。
何況韓琦、司馬光、歐陽修、程顥等人的號召力有多大，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千百年後思量，這些王安石不見得不懂，但迫於宋朝的國情，除了貶職之外，根本別無辦法。
殺了他們？瘋了吧。
留在京城裏閒養着？小心這些人每天說話，輿論從京城輻射全國，效果比不貶強不到哪兒。那麼說來說去，只有貶出去一途。怎樣，還有人羨慕宋朝這個文人的天堂嗎？人類最困難的事就是勾通思想，與這些沒法動一根手指，又思想超級強大的文人們勾通，想想都是個讓人瘋狂的事情！
爲此，新法的推行纔有了些微調。一些歷來不被史學家們注意的次重要型的新法，纔在這時浮出水面。還是那句話，只要靜心思考，就會發現熙寧變法的每一個步驟，都有它特定的意義。
爲什麼它的順序排列是這樣的，而不是另樣的。
比如說在熙寧三年年底，先把王安石提到首相的位置，確立他百官之首的權威。他上任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把經濟、政務、軍事等頭等大事都扔在一邊，最先做的是全面改革科考制度，以及後來考生們的學習課本。
具體做法是從此之後，不再考詩賦了，當官徹底與吟詩作對無關。四書五經也不必倒背如流，抽段默寫了，考的是經義、論、策等討論文、議論文，要說出治國立法的具體辦法。
這樣做的目的，被歷代史學家們忽視了，那絕不是王安石書呆子冒傻氣，在百般忙亂的政務之餘還要再寫些莫明其妙的文字。它們連同王安石所寫的《進洪範表》、《老子》等文章都有一個最顯著的目的。
——改變宋朝官場上的意識形態。
一直都有人說，王安石變法太急了，他沒有做最重要的一個先期工作，那就是“吏治”。不把官員們的素質普遍提高，那麼哪怕新法盡善盡美，也別想執行時上下如一。
可是有兩點因素制約着王安石的速度，讓他不得不快。第一，周邊的鄰居們讓宋朝危機四伏，大禍眼看就要臨頭，可司馬光、範鎮等君子們卻格守着孔夫子兵家乃兇器，聖人不喜歡的總原則不放，這點不需爭論，就算在神宗去世之後，宋朝和周邊所有國家，除了遼國之外，掐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了，他都能王安石、宋神宗累吐血才搶回來的土地白送出去。
只爲了“睦鄰友好”！
可憐王安石在做事之前，必須得把那個大宗旨大祕密藏住了，不然彈劾他的力度會比現在強烈一萬倍，他會成爲萬惡不赦，滅絕人性的戰爭販子。第二，以宋朝寬鬆仁厚的官場風格，也不允許他什麼事都沒做之前，就來個空前巨大的整風運動。理智的作法是先做出來功績，有了威望，纔好下命令。
所以必須急着讓新法顯出效果。
這時不同了，藉着變法派階段大勝的局面，爲了以後一勞永逸，才下達的科考改革、課本改革。這兩樣實施之後，王安石徹底和現在的官場人員絕裂了。
他是用新課本教育出新型人才，新考試考出來新一代官員，來取代現有官場上和司馬光、蘇軾、韓琦、文彥博、歐陽修們擁有同樣思想，同樣慾望，和他怎麼想怎麼別勁的官員們。
這是什麼樣的精神，誠然如司馬光在《與王介甫第一書》裏所說：“……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這在自古至今所有的官場人物裏，都是不敢想像，從來沒任何人敢做的事！
爲的，是一個統一思想，全民族爲一個目標而奮鬥的環境。關於這一點的必要性，我們身爲現代人，都深深地知道，這是改革的首要條件。必須得完成的。
由此看來，這項一直被認爲是次一等，不那麼重要，甚至多此一舉的科舉改革、課本改革，還是那麼的可有可無嗎？
那麼也就應該意識到，蘇軾等人反對這項新法的內部意義是什麼，兩者間的矛盾有多深，那絕對不是坐在松樹或者蘭花叢中，捧着早春的新茶，討論文章，遣詞造句那麼優雅！
接下來仍然不能進入增漲國庫收入、改善國家經濟環境的第二項支柱型新法的推行裏，還有另一件事要注意。那就是社會治安狀況。改革不僅觸犯了某些人的特殊權益，更讓整個民間都不適應，這時，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反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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