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8章
王安石清楚，他必須得離開家，去上朝了。官場經驗告訴他，這件事肯定己經轟動整個開封都城，消息瞬間就會傳進皇宮裏，在那裏，纔是他真正的戰場。
他告訴這些鄉民，事情還是要走法律程序，去找開封府的上一級單位御史臺，讓那裏受理追查。這件事就從這裏形成了兩個版本，分爲王安石版，以及御史臺版。
當時的御史中丞名叫楊繪，他的做法比開封府還要帥，面對捧着狀紙的鄉民，他直接聲明本衙門只受理官員糾紛，你們這些平頭百姓根本不夠資格讓我們操心。立即散了！這回鄉民們很聽話，都走了。可是人走了之後，楊繪纔開始了自己的工作。
他立即派出大批手下，去調查到底怎麼回事。很快調查結果出來了，是因爲王安石的手下，不根據官府原有的戶籍帳本去劃分等級，私自先劃分好了，直接分配到下面縣裏去執行。才造成了東明縣裏下五等變成上三等的鬧劇。
所以結論得出，新法集團完全是瞎胡鬧，並且存心惡毒，變着法兒的剝削小民。必須及早廢除，才能恢復天朝上國的祥和秩序！
可是王安石那邊很快也有了自己的說法。東明縣的縣官名叫賈藩，查履歷他是現樞密使文彥博大人的前部屬，是他擅自修改了東明縣裏戶籍等級。要強調的有三點，第一，他不是變法派，一直是反對派；第二，他這麼做是不是有人指使，比如說德高望重的文彥博大人，可沒誰敢這麼說；第三，他現在己經逃離職守，從東明縣逃進了東京城。可在哪裏，就是搜不到。
這件事情也就到此爲止，不了了之了。從來沒有誰去分辨這兩個版本誰對誰錯，並不是說分辨不出，而是沒有必要。
在一千多年前，宋神宗不會去分辨的。己經夠鬧的了，何況這只是個個案，爲了緩和矛盾，讓新法儘量快、平衡地推行，根本沒必要把事搞大，你死我活。
在一千多年以後，我們也沒必要去分清楚是誰在說謊，我囉嗦這麼一大堆，一來是歷史上發生了這件事，二來也是讓大家能清楚地看到，當年在皇帝的眼皮底下，關於新法的推行，都有人敢耍花樣。
時間終於進入了宋熙寧五年（公元１０７２年），在這一年裏，王安石變法的真實目的，之前所有舉措的核心內容，終於露出了它的本來面目。
爲什麼他的步調走得那樣急，爲什麼不先把“吏治”等前期工作做足，都有了答案——戰爭、吐蕃、西夏、遼國。
這個問題表面上可以用熙寧變法的另一個常見詞“富國強兵”來概括，但太不準確了。細想一下，富國與強兵有統一性嗎？根本沒有，甚至正好相反。
世界歷史證明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越窮的國家，戰鬥力反而越強，一但國家富裕了，百姓們有錢了，戰鬥力反而直線下降。
至少這一點，在冷兵器時代絕對是真理。例子非常多，比如羅馬帝國毀於蠻族，西晉時五胡亂中原，還有這時活生生的北宋滅亡記，以及滅掉北宋的金國在更野蠻更落後的蒙古人面前死得有多慘。
所以這個“富國強兵”，只是個便於宣傳的口號而已，根本與事實聯繫不起來。王安石變法的真實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迅速地籌集軍費。
只此一個目的，別無其它。
這個結論我想會讓很多人不爽，因爲在此之前，幾乎所有的史書，尤其是近現代的著作裏，都把改革的目的與王安石、宋神宗的個人追求，心性表現結合起來談。比如他們是愛國愛民的，是有遠大理想的，甚至是走在時代的前面，要改造行將腐朽的宋帝國而努力的罕見聖賢。
這些，在我看來，只有一句話的回答——沒有深究。
仔細研究變法的前因後果，會發現一個事實。宋神宗、王安石肯定是炙烈地熱愛着自己的國家，以振興華夏爲己任，尤其是宋神宗，他的目的是想讓國家富強，打垮西夏，收復燕雲，威服遼國，恢復漢唐時代的輝煌。這是超越了宋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終生成就的偉大抱負。
只是實現的步驟過程，絕不是人們平時所想像的那樣充滿了傳統意義上的仁愛道德，他們所選擇的振興之路非常兇險，是一個速成之法。而這個法，是一把可怕的雙刃劍，從始至終，如果想成功的話，每一個環節都不能出錯。
首先一步，就要把軍隊戰爭所需要的錢準備充足。現在我們就看一下，是怎樣得出的這個結論——“變法=軍費”之謎。
研究王安石變法，一般來說，歷代有兩種層次。第一，就事論事。這是根據王安石新法的每條逐個細想，與舊法相對照，再結合宋朝當時國情，來分析出他是錯是對，是先進還是蠻幹。
基本這種分析，最多隻能得出來宋朝當時必須要變法，不管有沒有王安石，神宗都得變。只是有了王安石，變得更徹底、更矛盾、更慘烈而已。
所以，從立意上說，王安石是絕對對的；可是從細節上說，司馬光等人也有道理。這就是歷代最常見的一種論調查。
第二個層次，就是跳到歷史的天空中去，結合歷代史實知識，來分析王安石新法是他獨創的嗎？如果不是，前人實行過程中的效果怎樣？
這種分析法出現，王安石的高大形象就會萎縮不少。因爲查歷史書就會清楚，他的新法極少有是他獨創的，比如青苗法。總有人強調，這是他在做底層官員時，在某地實行過，效果非常好，纔在全國推廣的。不，不是這樣。
青苗法起源於唐朝中後葉，唐朝中央政權被各路藩鎮分割，除了軍隊數量不足外，更悲慘的是沒錢。青苗法就在那時出現，其主要目的就是爲皇帝創收。
什麼救民不救民的，皇帝都快餓死了，還談什麼老百姓。
再比如均輸法，它最早出現在漢武帝時期。由桑弘羊這位在近期宋史裏頻頻出現，每次都和王安石掛鉤，被反對派罵得狗血淋頭。其實也該罵，均輸法都是漢武帝與匈奴掐架掐得最狠，搞得軍費飛騰，國庫見底時搞的國家緊急狀態法令。
前後一共搞了兩次，國內矛盾激烈程度比這時的宋史只高不低，可真的幫助漢武帝度過了難關。再比如方田均稅法、保甲法、保馬法等其它法令，也能在各代史書中找到實施過的根據。於是結論出現，王安石的學識絕不是通常意義上所說的超逸絕倫，冠蓋當時。
他最多隻是個傳道者，往好裏說是集古人之大成，刻薄些相當於文賊，偷竊古人成法，而且是效果不佳名聲不好的各種法，真是腦子短路，難怪把宋朝搞得官場混亂、黨爭劇烈、外交僵化、經濟崩潰，直至幾十年後亡國……
持這種理論的主要有後來南宋的開國皇帝趙構，以及後來歷朝歷代的士大夫階級，也就是國家的官方認知。
但這就夠了嗎？除此兩層認識之外，就沒有別的疑問存在了嗎？比如說，王安石、宋神宗就算再白癡，他們作爲當事人，總會知道這些法令在當時朝代裏的成績吧？
有那樣的前科，怎麼還會玩命的推行，不遺餘力，不留餘地，拿自己的國家猴耍，不耍死不罷休？
很顯然他們都清楚，那麼還這樣做了下來，就一定有他們的用意。這就必須得有第三個層次的答案才能解釋得清。
即“軍費”說。
得出這個結論，首先要站在前兩層認識的肩膀上，瞭解了第一層中宋朝當時的現狀，再結合第二層裏分析出的明知新法有弊，卻知難而進的行爲，再當一回事後諸葛亮，參照之後宋朝七八年間發生的事情，纔會得出“軍費”說的結論。
而它的萌芽，卻種在宋神宗剛剛登基的時候。
我們回憶，他上臺之後曾經第一時間“求言”，讓大家針對國事敞開了說。就在當時衆多頂級大佬們的發言裏，有一個默默無聞的小角色曾經也寫過一篇奏章，這篇奏章和這個人在這之前什麼都不是，而之後，他成了北宋史上一段最有爭議，也最爲輝煌的軍事傳奇。
有一個疑問，一直以來，提起宋朝的軍人，如果要排名的話，三百年間第一人沒有任何爭議，是岳飛。具體到北宋，有人說是潘美，有人說是狄青。
說潘美，那是從戰績上講，平南漢滅南唐，攻燕雲戰遼國，潘美是宋初時漢人最強的將軍，這無可爭議。遠比“模範軍人”曹彬強萬倍；說是狄青，公平地講，更多的是出於一種悲憫蒼涼的無奈情結。
自古英雄多悲劇，狄青的一生太不公平了。
但是事實上，北宋還有一個人，他的戰績堪與潘美媲美，相比絕不遜色，甚至尤有過之。而他的悲情之處更遠在狄青之上。狄青千年傳誦，而這個人始終處在爭議的漩渦裏，被歷代的寫史、傳史的士大夫階層有選擇地忘記。
他的名字叫王韶。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他首先是一個文人，走的是一條正統之路。考中了進士，當上了一個小官，分配在新安縣任主簿，後調到建昌軍當司理參軍。
他很求上進，任期中參加了制科試，可惜這一次他落榜了。就在這時，他做出了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決定，堪稱官場不着調行爲的經典。
他棄官不做，出去旅遊了。而且看他選擇的路線，就知道他肯定是腦筋秀鬥無可救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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