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3章 前後七子之前
比如，被朱元璋稱爲“開果文臣之首”的宋濂就認爲“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言文”。
永樂至成化年間，相對於明初高啓、楊基、宋濂、劉基等人的創作態勢，文學的發展步入了一個低潮期，在文壇上占主導地位的是臺閣體。
臺閣主要指當時的內，閣與翰林院，又稱“館閣”。
臺閣體則指當時的館閣文臣楊士奇、楊榮、楊縛等爲代表的一種雍容典雅的創作風格。
內容或繪盛世祥瑞氣象，或歌頌帝王的功德，格調雅麗雍容，這些，是臺閣體的典型特徵。
這樣的作品，很難讓人感受到文學反映社會生活的豐富性與作者真實的、個性化的思想情感。其結果容易將創作引上歧路，使作品成爲粉飾太評的工具，毫無藝術生命力可言。
臺閣體的流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與作家的生活際遇有關。這些館閣文臣，身居要，職，處境優裕，大多懷有受朝廷禮遇而產生的感恩心理，容易形成歌頌聖德、美化生活的創作意向。相對封閉與狹窄的上層官，僚生活，限制了臺閣體作家的生活視野，導致創作素材相對缺乏。其次，永樂以來，明王朝海清河晏，民物康阜，果力漸趨強盛。另外，明王朝在建立之初，全面實行整飭正策，包括加強對文人士子的鉗制。至永樂年間，明初所實行的高壓，正策繼續發揮着威力，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之後，更加抓緊了對士人實行正至文化上的控制，他在位期間，曾頒行《五經大全》、《四書大全》，並命人採集宋儒之說而編成《姓理大全》，以整肅精神靈域，同時也加強對文人士子的破海。這些潛伏在社會安定興盛背後的壓力，多少對文人士子起着震懾的作用，使他們不敢去正視和表現廣闊的社會生活，抒發個人的思想情感。
臺閣體實際上是明初以來正至較爲穩定、經濟比較繁榮的狀況在文學思想上的反應，可惜缺乏新的特色，因而在成化、弘治年間逐漸趨向衰退。
明代從弘治、正德之交到隆慶、萬曆之際的近百年間，以前後七子爲代表的復古思潮佔據了文壇的主要地位，這也是明初以來文學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從明初到前後七子活躍於文壇上的時代，有兩個人曾對復古思潮的興起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一個是明初研究唐詩的大家高棅。
他編的《唐詩品彙》是明初詩歌創作上覆古崇唐思潮發展的一個突出表現，對後來前後七子的文學思想有直接的啓導作用。
高棅的詩學思想受南宋嚴羽的影響很深，他對嚴羽的《滄浪詩話》以盛唐爲法作了進一步發揮，確立了初、盛、中、晚四個時期，而以盛唐爲正宗的思想，並強調了辨體的重要性。辨體的目的是爲了正確認識不同時代不同詩人的“精粗邪正，長短高下”，辨體的標準是提倡“盛世之音”，在藝術上崇尚“雅正沖淡”，並以李白、杜甫爲盛唐詩代表的典範。
此外，《唐詩品彙》中已初步體現了格調說的思想。
《明史·文苑傳》說高棅的《唐詩品彙》“終明之世，館閣宗之”，也許有言過其實之處，但它對明代文學思想的發展無疑是產生過較大影響的。
另一個人是李東陽。
李東陽以臺閣重臣的身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在當時的文壇具有很高的聲望。
在文學思想上，他推宗嚴羽，崇唐抑宋，提倡格調。他對唐宋之詩的不同之處從理論上作了比較：“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於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真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於粘皮帶骨，至於姜西詩派極矣。”
他推崇唐詩“天真興趣”、“意象超脫”，而不在字句“對偶雕琢之工”，其論和嚴羽的思想是一致的。
李東陽論詩重在音律聲調，認爲詩之“有異於文者，以其有聲律諷詠，能使人反覆諷詠以暢達情思，感發志氣”，並以此作爲格調高下的標準。
他提出詩學漢唐的主張，但不贊成機械地模仿，他說：“詩貴不經人道語。”要求詩歌“圓活生動”，反對拘泥於死法。
永樂以來，臺閣體的盛行，給詩歌創作帶來了不良的風氣，其相對單一的內容及其刻板的形式很大程度上扼制了文學藝術的活力，造成了文學萎靡不振的局面，清人沈德潛、周準所編的《明別詩裁集》中曾說：“永樂以還，尚臺閣體，諸大老倡之，衆人靡然和之，相習成風，而真詩漸亡矣。”
在這種情況下，李東陽的崛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對臺閣體文學發動了一次衝擊。所謂“永樂以後詩，茶陵起而振之，如老鶴一鳴，喧啾俱廢。”
他的許多文學主張，都是從文學本身的立場出發去探討詩歌的藝術審美特徵，“前七子”在詩歌師古問題上就吸取了他“軼宋窺唐”的主張。
李東陽生活的時代，處於臺閣體的衰落期。但是他爲朝官五十年，入內閣十八年，長期的臺閣生涯，對其文學創作有着一定的影響，使他的有些作品還保留着臺閣體的特徵。
然而，儘管這一類的題材、風格在李東陽的作品中佔有一定的比例，卻不完全代表他的創作全貌。
因而，文學復古的這面大旗，只能交由前七子、後七子去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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