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6章
結果司馬學士和王學士各抒己見，完全相反。
司馬光贊同，節儉從官員開始，這很好。
王安石反對，說這根本就是杯水車薪，形象工程。想當年唐朝的宰相常袞節省了工作午餐，被人譏笑，辭飯還不如辭位，根本就不配做宰相。何況現在國用不足，只是表面現象，真正的問題並不在這兒。
司馬光搖頭，常袞減少俸祿，總比尸位素餐的廢物們好。現在國家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物資不足，王安石講得不對。
王安石高深莫測的一面露了出來：“知道是怎麼造成的國用不足嗎？核心問題是沒找到真正善於理財的人。”
這句話是宋朝開天闢地頭一次被提出來，就算在中國歷史上，也只是有人曾經隱約地做到過，卻從來沒有上升到這樣的理論基礎上來。
神宗的眼睛亮了，可司馬光卻不信邪，他的的確確是位不世出的歷史學大師，所有的事都別想騙過他。他立即就指出來：“你所說的善於理財的人，不過是按照戶口、人頭數目盡情搜刮民財而已。百姓窮困，就會淪爲盜賊，這不是國家之福。”
王安石非常平靜，他下面說的這句話，如果真的做到了，他就是從古至宋，乃至於滿清，最了不起的國家管理魔術師。
“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我可以不加稅率，就讓國家的收入增加。
神宗激動了，司馬光憤怒了。王安石這句話，簡直就是在挑戰他的智商他的學識。有他在場，還敢說出這樣的話，是對他最大的侮辱！
司馬光說：“天地間的財物有定數，只有那麼多，不在官就在民。你所說的不加賦而國用充足，不過是暗地裏做手腳搶奪民財，那比加賦更惡劣，加賦至少還有根據和具體數字！何況這招數很早以前就有人用過了，漢朝的桑弘羊就用它迷惑過漢武帝，後果低劣不堪，當誰不知道嗎？”
對話到這裏達到高潮，可也結束了。史書裏，注意，是南宋紹興四年範衝版的《神宗實錄》裏，沒有王安石對司馬光這番話的回答。
以王安石當時的狀態，和事情的重要性，他會選擇閉嘴認輸嗎？絕對不會！但就是沒有了……接下來的是神宗的結論。他說，我的意見和司馬光接近，但是關於兩府是否減掉賞賜，以王安石的見解爲準。
自相矛盾，還是和稀泥？神宗的心理歷代學者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不一一贅述，留下篇幅說說自己的淺見。首先，司馬光的“萬物有數，不在官即在民。”這乍一看非常有理，甚至在宋朝時是真理。王安石的“不加賦而國用足”簡直就是變戲法，十足十的是用異端邪說引誘年青的神宗去犯罪。
討論王安石，總是要和現代的經濟調控聯繫起來，拋開“道德”，就以經濟論事，司馬光的理論可以歸納爲兩個字，“零和”。即收入和支出相等，不在官即在民。
王安石的叫“增值”。以政府做商號，用各種手段，包括政府調控、降低利率等辦法來刺激市場，加快週轉速度，就會在同樣的利率下，產生更高的稅值。說得複雜，其實就一句話，像小商販，只要貨走得快，價錢不變，也照賺大錢。
由此可以分析出，王安石更加高明，他超出了時代的限制。那麼問題出現，他都超出時代了，至少就不被時代所理解。那麼爲什麼神宗還會聽他的呢？
這一方面是被他的“戲法”所引誘，不加賦而國用足耶！多誘人。另一方面就是下面對話的內幕含義了。
神宗問唐介，王安石當宰相怎樣？他是“文學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經術不可任？”到底哪點不達標？
唐介回答，王安石很好學，但拘泥於古法，議論很迂闊，要是讓他當宰相，一定會變更現有的法律，讓天下不得安寧。
轉過身來神宗問王安石，別人都說你只懂經術，不曉世務，你怎麼看？
王安石說，經術，正是用來治理社會的妙藥良方。後世的一些所謂學者，他們迂闊蠢笨，根本沒學會，纔會說經術無用。
到這裏爲止，是比較常見的文人對掐，互罵你傻的一般表現。下面的纔是重點。
神宗再問，那麼，讓你來治理國家，你首先要做的是什麼？
王安石斬釘截鐵一句話：“變風俗，立法度，當前最大的急務！”
談話結束，從此之後神宗對王安石言聽計從，是中國古代歷史裏最爲合契的一對君臣。請問，這是咋搞的？變風俗，立法度，這六個字有什麼魔力？
魔力超級大，這是中國古代劉邦建立漢朝以前最了不起的一種學術的暗示。這種學術讓春秋戰國時一個個國家只要想富強，想在弱肉強食的環境中屹立不倒，發展壯大，就必須要遵從它，甚至於秦始皇消滅六國，統一天下，都以它爲根本。
那就是光耀後世，卻只能隱藏在儒家學說陰影裏的法家。
翻歷史書吧，不管誰有什麼樣的見解，都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卻被儒家學說摘了桃子。沒辦法，法家講究實效，所以能創世。儒家教人守禮，讓既得利益者喜歡。
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一邊讓統者們深深地忌憚，一邊又讓他們無法捨棄，於是造成了一個現象。很多有爲的君主，都是“外儒內法”的。神宗皇帝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
他在治平二年，還是穎王時，手抄了一整本的法家典籍《韓非子》，抄完後拿給自己的幕僚看，檢查有沒有錯處。不巧，被當時的侍讀孫永看見了，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臉，哪怕對方是皇子，也撇着嘴冷笑一聲。“韓非險薄，無足觀。”
儒家學說多博大精深，仁義道德啊，可惜除了一條條的人生語錄之外，沒半點治國創業的具體辦法！
神宗當時不想把事搞大，笑了笑，我就是給書架多添本書，並不是喜歡它。
這時他在王安石的身上找到了共鳴。王安石是個很妙的人，根據以往各種史書裏的描寫，人們總把他當成一個爲了自己的信念，不惜一切必須達到，堅定執着到油鹽不進的程度，同時純潔到天真。不對，王安石很會耍花招。他開口閉口都是古代聖賢怎樣，堯舜禹怎樣，其實都是掛羊頭賣狗肉，內裏所做的都是法家行爲。
“變風俗”，儒家學說最大的目的就是讓風俗純樸，人民不管自服；“立法度”，儒家從來都是以籠統的仁義道德來“治國”，從來都鄙視“術”。想想王安石後來一條條的具體法令，那是什麼呢？
這次談話讓君臣兩人心有靈犀，也註定了後來和朝廷裏所有朝臣的矛盾，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們，後期變成死敵的人。
儒家和法家，是不可調和的。
宋神宗從熙寧元年四月召見王安石，到第二年的二月時，纔有了變法的實際舉動。任命富弼爲首相，王安石參知政事，組建自己的班底，變法開始。
歷代史書接着就開始介紹各個具體法令的內容，頒佈的時間，以及遇到的困難。如果我也這樣寫下去，就根本沒法剖析出這段歷史的真相。
試問這樣翻天覆地的大變革，只在神宗和王安石達成法家治國的理念後，就直接上了馬，是不是太兒戲了呢？神宗真的成了毛頭小子，王安石真成了不學無術的傻大膽？
開玩笑，這期間有１０個月的時間，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處，從他們後來所做的事業有多大來看，他們的討論肯定多方多面，涉及到帝國的每一個角落。
作爲後世人，我潛心靜思，推算出他們至少有三個重點必須詳細考慮。第一，那是個大祕密，是這次變法的大宗旨，所有的舉措如果不建立在這個大前提之下，那麼一切都失去了意義。不過可惜的是，查遍千年史書，不論是古人的，還是近現代的，對此都一字不提。
或許是他們沒看到，或許就是別有用心地給刪除了。
第二，變法的速度。是急進還是緩變，這是個大問題。要比具體的變法措施更重要，我們清楚，一件事的成功與否，不僅與它的立意有關，更與它的做法有關。怎麼做更多地決定了它的成功。
聰明博學如王安石，謹慎小心如宋神宗，這個最起碼的前提，一定會考慮到。只是出於對第一點，那個大祕密大宗旨的遵從，纔不得己選擇了實際操作中的急燥。這是無可奈何的，可也是熱血沸騰，不得不做的！
第三，變法的涉及層面、具體法令。
環環相扣，每一個條件都爲上一個服務，這是一整條互動互補，一榮俱榮，一損百損的利益鏈條，哪一點出了錯，都會讓帝國承受不可估量的打擊。具體到第三條，它得服從前兩個前提，國家必須迅速富強，極快地增加國庫厚度。
得有錢，才能去做那些事。至於說事後怎樣，只要那個大祕密大宗旨勝利了，一切都好說。
這三點討論過之後，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心裏，變法己經有了一個完整的、宏觀的藍圖，到了這時，才能進行實際操作。
實際操作讓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後，首相是富弼，以富弼的威望來鎮撫局勢，安定人心。王安石組建的變法班底更有講究。
成立一個全新的部門，名叫“制置三司條例司”。故名思議，它是以國家的財政總署三司省爲根基，研究怎樣生財的特殊部門。以現代的名詞來叫，可以稱作“財政稅收設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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