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8章
周敦頤，生於公元１０１７年，道州營道縣（今湖南道縣）人，原名敦實。因爲宋英宗曾經叫趙宗實，所以才改名“敦頤”。
他幼年喪父，五週歲時隨母親投奔舅舅鄭向。鄭向是龍圖閣直學士，有一定的影響。在舅舅地推薦下，他走上了官場。
這種開端決定了他一生的官職走向，永遠都只是些小官，甚至被派到廣東那種半開化的地區去管犯人。同時也反映出周敦頤本人學識的“高”度。前面所說的王安石三次求見而不得的事，一眼就瞧出真假了，和王安石一樣，他也是個自學成材的人，甚至還沒有經過科場，自學到徹底……憑什麼在王相公面前那樣驕傲？
更何況兩人只相差四五歲，王安石是少年，他也是少年，求學期間就擺出了大宗師的架子，簡直不知所謂。
那麼他爲什麼會變得那樣了不起呢？就要看人家學的是什麼。從南宋時起，元、明、清、民國甚至現在，一直都有市場，不斷被拔高的理學，就由他奠定根基，而根基就要從他對道教的不凡理解說起。
理學又叫道學，雖然道可道，非常道，與老子所創的黃老之說不一樣，但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周敦頤教主吸取營養時從來不挑食。他的理論根基《太極圖》，就源自於宋初時華山著名的睡神道士陳摶的《無極圖》。從那裏確立了天人感應，格物致知，存天理，滅人慾等等理學主張的源頭。
號稱中興儒家的人，居然從道家吸取主張，不知所宣揚的“純”儒、“大”儒、聖人是從何而來的。
話說幾十年的鑽研之路是枯燥寂寞的，周敦頤的曠世才華並不爲人所知。在當時，人們只是知道在合州府有一位小官，政事精絕，決斷出衆，大事小情的不經他之手，其餘的官吏們不敢決斷。別的嘛，就泯然衆人矣。就這樣偉大的生命在一天天地老去，直到有一位有心人悄悄地發現了他的祕密。
南安通判程太中。
一位通判，也就是副市長，級別上算是周敦頤的上司，可對他非常的客氣，把自己的兩個兒子送到他面前鄭重拜託，請他教育。這就是程顥、程頤兩兄弟後來成爲僅次於孔子、孟子，變成儒教第三四位聖人的開端。
其實上面這句話不大精確，別人努力一生，是想成爲聖人，而程氏兄弟的職業，是教別人怎樣成爲聖人。這種不可思議的教育事業從他們年青時，比如弟弟程頤２４歲時起就開始了。
兄弟兩人先後在京城、嵩陽等地講學，效果怎樣不大好說，因爲當時的聖人出產量還是不大高的，但是經過他們不斷的努力，終於有了一些成果。他們被上層的領導們知道了，比如文彥博。領導的作用是巨大的，他們的住處、資金、環境都大大地改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非常的痛苦。
他們當官了，以程頤爲例，他當年曾自豪地說，自從當了周先生的弟子，每日鑽研大道，科場名利之心再也沒有了。不過科場還是要下的，不然怎樣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
每個人都有當聖人的權力，我要幫助他們！
程氏兄弟就此進入官場，在變法開始時，哥哥程顥還站在風口浪尖上。好了，變法的前奏就說到這裏，該出場的大人物們也簡單地介紹這些。下面要進行的是一項非常考驗智力的遊戲。
請問像北宋這樣的大國，國事千頭萬緒，哪裏都是問題。說聲改變，要從哪裏改？怎樣才能在堆積如山的問題中找到那個最合適、最容易見效、也最穩妥的突破點？
這是一個在歷代史書裏都被忽視了的問題，誰也沒有注意到爲什麼變法的順序是這樣的，而不是別樣的。爲什麼王安石要從均輸法開始動手，那與北宋的國情有關，與官場的安穩有關，與那個變法幕後的大祕密大宗旨有關。
說官場，在熙寧二年七月份之前，王安石在官場的支持率不見得就比司馬光低。他在變法競選中，請回憶前面兩人所說的天下財物怎樣運作的不同意見裏，司馬光說的是節約，必須節約纔能有錢。那是要全體官場勒緊褲腰帶，讓過慣了舒適奢靡的官員們受罪。
而王安石說的是不加賦而國用足，那意味着連民間再官場，大家都可以保持現有的生活。錢，會由他超凡脫俗，充滿了魔力的腦子變出來。這是多麼的誘人，全天下都等着他怎樣變戲法。
第一項法令就在這種氛圍裏出臺，它完全滿足了官場的需要，沒損害他們半分的官場收入，同時又讓國家的稅收成１０倍的翻番增漲。可鬱悶的是，仍舊有人跳出來聲色俱厲地反對，這到底是爲了什麼呢？
宋熙寧二年（公元１０６９年）七月，經制置三司條例司議定，均輸法出臺。它迅速地讓京城裏的達官貴人，乃至皇帝看到新法的效果，又巧妙的躲開了以農業爲根基的中國古代國家最大的命脈。
時機沒到，絕不去動最敏感、最基礎的東西。
均輸法很簡單，它關係到開封過百萬居民的生活現狀。城市，我們都知道，大城市的繁榮取決於周邊小城鎮、農村的供給。它就像一隻龐大的蜂王，全體工蜂們都要全力以赴的供養它，才能把它養胖，反過來吐出營養來繁衍整個蜂羣。
開封城也是這樣，爲了繁榮它，趙匡胤建立了一個部門，名叫發運司，由它的長官發運使來負責淮、浙、江、湖等六路的漕運，把南方的柴、米、茶、鹽等一系列的好東西運到京城來。可是時間長了，就顯出了它的弊端。
那就是權力不足。
發運司只是個執行機關，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徵集、運送某些東西，而決定運什麼的，比如說京城裏三司部門的某位大佬，他老人家只知道大筆一揮，按照不知哪年哪月存下來的底檔，說有個地方出產這東西，好，發運使就到那兒攤派。
這讓整個漕運亂七八糟，很多時候，這地方沒這產品任務卻來了，那地方有這東西卻爛在地裏不要。浪費吧，別急，真正的浪費還在另一邊。京城裏的供需更混亂，大佬們都是些口不言利、手不粘錢的君子，哪有閒心去管市場上真正需要些什麼雞毛蒜皮？
於是京城裏急需的，往往運不上來。京城裏積壓的，倒源源不斷地涌了進來。長此以往，供需脫節，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榮了。爲什麼呢？稍後才說。
針對於國傢俱體負責部門的無能，王安石變法的頭一步就是改善這一點。他的辦法是，歸根結底一句話——人治。
法治與法治社會，在當時是大逆不道的。不管王安石的心底裏是不是另有更好的主張，他只能在原有的基礎上改良。具體做法，給發運使增加權力。
要讓發運使有權力知道京城裏需要什麼，各地都出產什麼，由他來決定到什麼地方用什麼價錢買什麼東西，這其間朝廷就要花錢，同時也要考慮到把東西運回京城的路程，運費也要打進去。運回京城之後，由官方原有渠道向官員、市民出售。
大家看清楚了嗎？等同於國家開了個買辦大公司。這既解決了以往的供需脫節問題，也讓國家在買與賣之間賺到了錢。王安石完全沒有違背自己的競爭宣言，沒動官員們、百姓們半分的稅收等好處，就讓國家得到了實惠。
在實際運作中也達到了這一點。王安石選中了一個合適的人選，他叫薛向。以前擔任過開封府的度支判官、陝西轉運副使，理財絕對是一把好手。薛向上任之後，以神宗撥給發運司的５００萬貫內藏錢、３００萬石上供米爲起動資金，把這個國有的買辦公司辦得風生水起。
同時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們罵得體無完膚。
第一輪的攻擊波由范仲淹的二公子範純仁發起。範純仁是個讓人摸不透的另類君子，他的一生總是在變法、不變法之間飄來蕩去，鞦韆打得很有水平。這時是熙寧二年，他第一個跳出痛罵新法，１８年之後，他的表現恰好相反。
不知腦子裏想的是什麼。
這時他的職務和他父親當年一樣，是知諫院。他在奏章裏沒有指出均輸法任何一點的錯處，針對的是君子小人分辨法的Ｎ次重複。在他看來，王安石一黨無事生非殘害百姓，所謂的富國之法，不外乎是向漢朝的小人桑弘羊學習，每天裏像商鞅那樣想着怎樣賺錢，完全違背了孔子孟子等聖人的教誨。
空洞無物，態度惡劣，他被貶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接下來出場的是位開封府的推官，職務不大，可必須得認真應付，因爲他是蘇軾。蘇軾這時的文彩己經聳動天下，在全國讀書人心中的地位和文壇盟主歐陽修都相去不遠了。這絕對不能小看，這是官場職務之外的另一種地位，就像每一個官員都是孔門弟子、天子門生一樣，文壇地位高了，足以讓一個人在宋朝笑傲人生。
蘇軾的話真正說到了點子上，要明白其中奧妙，得先思考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新法改革之前，京城的供需脫節了，爲什麼東京還能保持住有史以來人類最巔峯的繁華呢？
爲什麼？
那就是宋朝最爲人所稱道、羨慕的，整個世界截止在蒸汽機發明以前，最昌盛自由的東西——商業。它由宋朝的非官方發起，在中國漢人所創造的正朔朝代裏版圖最小的地域裏，達到了讓人無法想像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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